乔怡顿悟,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再见了——我可不想上什么军医学校。”

他慌忙站起身:“我不会强求你改行……你要愿意,我可以帮你调到军区文工团来。”

“不,我现在呆的地方很好。”

“……我希望咱们做朋友,母亲不能代替我做这种选择。”他上前捉住乔怡的双手。

“那我再声明一句:我正和一个人热恋,他就是揍你的那个人!”

冲动中,乔怡竟觉得自己误入一座迷宫,幸而他用失望的语调提示:“门在那边……”

桑采或许为那个李阿姨从此不再露面,以及军医学校音信杳然而纳闷。但乔怡不愿把其中奥秘告诉她。她怕给她们单纯的友谊蒙上不明不白的阴影。

“小乔……”

“嗯?”乔怡转脸,她感到徐教导员有什么话难以启齿,“什么事,您说吧。”

“……要是,”他轻声道,“要是你有桑采的地址,抄一份给我吧。”乔怡点点头。

“你有吗?”

“有……没带在身上。”其实那封一直未顾上拆开的海外来信,就在她军装兜里。她把手插进衣兜。桑采,天晓得你这封信写了些什么……

在徐教导员转业回乡的前一天晚上,他和老伴又包了饺子。饺子下了锅却到处找不到桑采的影子,结果小达娅发现她躺在别人的床上,蒙着被子说头痛。达娅站在床前,期期艾艾恳求半天,她硬是纹丝不动。等达娅刚出门,她立即起来把门拴上了,拴门的声音使仅有五岁的达娅失望得流了泪。桑采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愤慨。第二天早上,乔怡硬把她从床上拖起,而等他们赶到车站月台,徐教导员乘的那趟车已消失在路轨尽头。大家在寂寥的月台上站了好一会。回去的路上,送行的十几个人都懒得开口,桑采离人群远远地耷拉着头……

徐教导员咳得很凶,乔怡焦虑地望着他,爱莫能助。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因为他曾受命搞过一台“反潮流”的节目,所以参加了“讲清楚”学习班,半年后回到演出队就有些灰溜溜了。只要他一张口批评谁,就会有人堵他:“自己先去‘讲清楚’吧。”一九七八年年底,组织上让他转业了。那时,他身体还没垮成这样。

“跟你实说吧,小乔,我这次来是想找找老首长,看看能不能还让我回部队。当时对我的处理过重了……”徐教导员脸上显出难为情的神色,“可没那么简单啊!”他叹了口气,“我已经跑了两回。老首长多半也都离休了。我并不是想再混个一官半职,要那样,我当初就不会答应调到演出队去了。演出队是非编,又挂业余牌子,我那些老战友骂我糊涂,说我领一帮唱唱跳跳的娃娃们把正经前途耽误了……我没理他们,在演出队一干十年。我是想当官吗?”

乔怡赶忙摇头。

“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不想离开部队。我象达娅那么大就跟着部队了。我对干部部门的人说,叫我回部队干什么都行。不能把老的都撵光吧?撵光了,新的谁来带?……不过跟他们说不通。他们没有一个通情理。”

情理,情理,情与理原本不是一回事儿。他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作为写上状子的理由。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了,人们着眼于现实和未来,谁还有暇顾及这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呢?所以他渐渐地明白这样一趟趟往返于部队与故乡之间是徒劳的,不明智的。他的心因此悲凉空虚。

达娅取东西回来了。乔怡送徐教导员上楼时说道:“我过两天就把桑采的地址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