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

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

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

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