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史密斯谈《时代》文学副刊的运作

《时代》 文学副刊总共发行五千份。这个数字对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帝国来说算得了什么? 当然啦，老百姓大多不会阅读。<sup>[1]只有住在伦敦的一百五十万成年了的外围党党员阅读每星期五最新出版的《时代》文学副刊。奥勃良也不会批准我们至少将印数增加一倍。“真理不属于众人，” 当我为了报纸的事情找他时，奥勃良不无嘲讽地说，“好商品只能卖给少数人。” 尽管 《时代》 文学副刊形式上作为发行量数百万份的《时代》报副刊发行，但在当时连我们编辑部成员和编辑们都拿不到一份样刊。我终于说服了奥勃良，为部分作者——尤其是诗人和插画家——颁发奖品。写一首诗或画一幅画，可以从核心党的供给库里得到一块巧克力或一瓶啤酒。在大洋国报纸的创办初期，确实令人兴奋。真理一点一点地征服现实。当时有些话题，现在想来肯定滑稽可笑，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激发出人们激烈的情绪。比如标题为《谁将运走垃圾?》的头版文章，讨论了伦敦糟糕离谱的公共卫生状况，险些引发了国内政治危机。以《糖在哪儿?》为题的辩论，向党内高层领导反映了市民副食品供给问题。我们觉得，这些人开始怕我们，就这么一份篇幅有限、发行量很小的小报，在大洋国拥有了如此之高的威信，以至于——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他们想要封禁它。随着体制犯下的错误被一个个披露出来，媒体的自由也逐渐增长，由于体制的错误多得无数，媒体可能达到的自由也便显得无限辽阔。

当然，有些话题我们必须绕开，我们不能报道军事失败的细节、党史上的敏感章节，以及许多经过奥勃良亲自修正我们才意识到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首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审查官，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像真部审査员那样完全掌握可行的尺度。每星期三下午，我都要将报纸的手稿送到真部的审査员那儿，不过他对我们的文章极少改动。我们采取两种自我审査的方法:锐化与钝化。假如某位作者在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上过分谨慎地表达自己，我们就会将他文字的硬度上调一格。假如有谁超过了可以被允许的尺度范畴，我们就会在风格上把他的声调弱化一些。“锐化”审査工作由有妥协倾向的维特斯负责完成，“钝化” 审査工作则交给我做，由于我是公认的 “极端主义分子”。只有一次，《时代》 文学副刊发生了整篇文章被全盘否定的事，而且正是我写的一篇丰富多彩的《30年代的生活画卷》。4月中旬，我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我跟他在 1984年春天就聊过一次天。这次，我直接把他带到了栗树咖啡馆的台球室，《时代》文学副刊编辑部的老巢就设在那儿，我请他喝了一杯胜利牌琴酒，刨根问底儿地让他详细描述革命前的伦敦的日常生活。老人在酒精的作用下说得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他讲他为了举行婚礼而从道具出租店借了一顶礼帽，讲他在夏夜喝啤酒，讲他跟同事一起遛狗。我从他嘴里得知，当时在这条街上随时可以买到橘子和香蕉，老先生还记得当年的舞厅和街头娱乐。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记者，但这篇文章相当不错。即便如此，编辑部还是反对发表，特别是裘莉亚惊讶不已地表示抗议。“这篇文章的实质是说，” 她情绪激动地解释说，“30年代再灰暗的一天，也要比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都色彩丰富!”赛麦附和道，她说得没错，所以不能把这篇文章拿去送审。维特斯认为，至少要让老人说几句关于剥削和压迫的话，否则这篇文章显得完全失实。派逊斯沉默不语，只是出于紧张一个劲儿地咳嗽。最后，我自己放弃了发表。

裘莉亚并不是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不过直到4月底，她始终参加了报纸的编辑工作。每次开会她都出席，尽管新工作消耗了她越来越多的精力: 她跟胜利剧院的剧团一起为公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做准备。她在《时代》文学副刊的最后一次行动是策划抵制电视体操。她成功说服了一位智力有限的真部官员铁洛逊。

[1]这里并非指一般性文盲，而是指国家将所有的必要信息通过电视通知民众，逐渐让他们丧失了阅读能力，就像摒弃过时的技术一样。如果有谁，如果有人，如果恰恰有老百姓想要阅读，那么想读的也必是色情、喜剧类的文字。即使词汇贫乏，语言粗糙，也不会觉得有所谓。——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