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是人们还没有获得悲伤权,就开始要求快乐权。假如你认为这只涉及外围党,特别是那些青年党员的话,那你就错了: 核心党,甚至精神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你看,他们说,栗树咖啡馆的常客们居然可以公开做那些掌权者只敢秘密进行的事。血气方刚的年轻秘密警察质问我们: “这哪里公平?”至少表面上的清教徒生活让忠诚的人们感到了重负。

4月中旬,伦敦的精保局专家在每周开会的时候宣布,外国党党员们可以在建立情爱关系的问题上享受更大的自由。不过局领导补充道:这种放宽并不涉及社会精英。“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力量,” 他说,“不能允许自己生活在迷幻和癫狂之中。”

尽管这项严格规定对我这个単身汉来说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是公正感还是让我对这样的歧视表示不满。我想,如果连小公务员部能享受更多的自由,那么谁还愿意来精保局当秘密警察?因此我进谏说:

“你们肯定知道,我是一个有严肃信仰的人。但是,既然新政策为那些不可靠的人都提供了愿意跟谁睡就跟谁睡的机会,而且那帮人在那里就是这么干的,那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最可靠、最忠诚的人们分享这种机会呢?”

我的进谏并不是毫无危险。幸运的是,那些有威望、资格老的精保局同事也支持我。比如“反拧胳膊科”<sup>[1]科长也向假装正经、一嘴官腔的上司猛烈放炮:

“请你们想想,精神保卫局的弟兄们也都是人。他们也会一时兴起,想跟别的女人睡,不想总跟自己的老婆睡。他们有的还说,性解放实际可以缓解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我当然记得,就在不久前,就连司法机构都被认为可以达到这一良好目的。不过,那只适用于另外的时期:但在那个时候,至少也在意我们的情绪!我认为,同志们,在目前这个关头,我们的口号应该是:睡吧,也让别人睡!”

就这样,精神保卫局也突破禁锢,朝健康的方向迈出一步。更加公开的情爱关系,实际上与过去僵死的道德相比,为跟踪监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尽快将新离婚法公之于世,也符合我们的利益,要知道那部新离婚法从3月末就躺在核心党高层的抽屉里。然而,还需要在公众與论上做准备。

说来也巧,就在那几天一个名叫利特克尔<sup>[2]的作者在《时代》 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小说。

[1]“反拧胳膊科”是对精神保卫局资料调査科的戏称。——历史学家批注

[2]奥勃良摘错了:利特克尔(Litkool)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作“文学集体”的创作小组,专为老大哥的统治进行辩护,代表作有题为《从黑暗到光明一英社的胜利之路》 的 “革命家族小说”。——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