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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人知道约瑟夫·梅兰长什么样，四个负责接待的人打算等火车一到站，就请站长广播，然后再举着写着梅兰名字的牌子……但是，这些接待方式中没有一个看起来能够与他政府内阁专员的地位相配。

于是，他们选择一起站在站台，在靠近出口的地方守候，因为，事实上，在夏齐埃-马尔蒙站下车的人不是很多，总共也就三十来个，如果有来自巴黎的公务员，一眼就看得出来。

然而，他们却没看见他。

首先，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并没有三十个，只有十个不到，他们中，没有一个像政府的专员。当最后一个乘客走出车门，车厢变得空荡荡一片，四个人面面相觑；军士图尼耶后脚跟在地上磕了磕，夏齐埃-马尔蒙市政府的官员保罗·沙博尔大声地擤了擤鼻涕，法国全国退伍军人协会罗兰·施耐德——死亡士兵家属代表，叹了一口长长的气，克制住不让自己发怒。所有人都走了出去。

迪普雷只管接收部级特派员要来的信息；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准备这次来访，比他花在他们公司其他六个工地的时间还多，害他东跑西颠，结果却被放了鸽子。真够让人泄气的。一出来，四个人就直接走向轿车。

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内阁专员竟然没有来，他们都感到很失落……不过也还有一些宽慰。因为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当然迎接到访的工作是精心准备好了的，但是视察工作就是视察工作，那些事情说变就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自从中国工人在唐皮耶墓园出了事，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就忙得不可开交，心情也非常不好。迪普雷一直跟在他身后，听着他的吩咐，不敢反驳。他应该动作更快一点，雇用更少的员工，只要没人发现就钻各种空子。自从雇佣迪普雷以来，普拉代勒就承诺给他涨工资，可是这件事一直没有落实。相反，他会常说：“迪普雷，我能信任你吧？”

“部长大人至少也应该来个电报通知一下啊！”保罗·沙博尔抱怨道。

他摇了摇头，心想：把我们都当什么了？我们都是为共和国奉献的人，至少也应该提前通知一下才对。

然后，他们离开了火车站。正准备上车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低沉又嘶哑的嗓音：

“你们是公墓的人吗？”

这是一个有些年老的男人，脑袋很小，身体却很大，看起来空荡荡的，就像是被吃过的家禽的骨架。他的上肢很长，脸色红润，额头很窄，短发搭下来，差不多低到和眉毛连在了一起，脸上一副忧伤的神情。要补充说明的是，他的穿着像个十足的傻瓜，尽管天气很冷，他那身过时的战前男士礼服仍然敞开着，里面还有一件栗色的天鹅绒夹克，衣服上面沾满了墨渍，仅剩的两颗扣子还掉了一颗。身下的灰色长裤没有任何样式，最为特别的，就是那双巨大的鞋，尺寸大得夸张，大到几乎像《圣经》里的鞋。

四个人看得都说不出话来。

吕西安·迪普雷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向前迈了一步，伸出手，问道：

“你是梅兰先生吗？”

内阁专员的舌头抵着牙龈，发出很小的声音，就像是为了剔出牙缝里的食物一样，嗤的一声。得花点时间来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事实上，那不过只是弄假牙的动作，一个足以令人恼火的习惯性动作；去公墓的路上，他一直在这样做，不免让人想给他一根牙签。从他的旧衣服、又大又脏的鞋以及整个面容中能预感到，而且从火车站一出发就可以确定：这个男人闻起来不太好。

在路上，罗兰·施耐德正好可以大刀阔斧地评论他们现在正在穿越的地区，全都是些关于军事地理战略的理论。就像没有听到一样，话才到一半，约瑟夫·梅兰就打断了他，问道：

“中午……我们可以吃鸡肉吗？”

他的话中带着一些鼻音，还有些不客气的味道。

1916年，凡尔登战役开始了，十个月里死了三十万人，夏齐埃-马尔蒙离前线不远，战时还有路可以通，离战地医院也很近，于是成了埋葬死亡士兵的理想之地。不断变化的军事驻扎地以及战略上的风云巨变使这里好些地方数次陷入混乱，在这四面广阔的土地上埋着超过两千具尸体，然而，没有人真正了解具体的死亡人数，甚至还有人说五千，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纪录。这些临时的墓地使得档案记录、设计方案、清单统计建立起来，但是，在这十个月里有一千五百万或者两千万的炸弹掉到你的脚下，有时候，每三秒就有一个炸弹掉下来，处于这种悲惨可怕的环境下，还要埋葬比预计两百倍以上的士兵，这些档案记录、设计方案和文件的价值就显得有限了。

国家决定在达尔梅维尔建立一个大型的公墓，以缓解附近墓地的压力，尤其是夏齐埃-马尔蒙。由于不知道要挖掘、运送和重新在公墓里安葬多少具尸体，所以很难去制定一个合同。政府选择了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

这是一笔双方都满意的买卖，没有竞争，普拉代勒获得了最后的竞标。他计算过，要是人数达到两千的话，那么赚的钱就可以用来支付修理萨勒维耶的马厩一半的钱了。

如果有三千五的话，就可以修复整个马厩。

要是超过四千，他还可以翻修鸽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