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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司机心里还是十分疑惑。

“你确定你有钱吗？”

阿尔伯特立马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二十法郎，展示给司机看，司机这下才安心，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小会儿。他熟悉这样的状况，他有经验，他常年开出租车。之后他就有了商人心眼，可还是不具备卑鄙的个性。

“呃，不好意思！”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客人，他们总是……”

“你什么意思，像我一样的客人？”阿尔伯特问道。

“这个，我是想说退伍的军人，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

“你不是退伍的军人吗？”

“我啊，我不是，我留在这里抗击敌人，因为我有哮喘，腿也比其他人短好多。”

“还是有不少的人参加了战争，很多活着回来的士兵的腿明显比其他人短了好多。”

听到这话，司机有些不舒服。那些复员转业的军人带着一条腿回到现实生活里，同时，他们也将战争带了回来，所有人都要从他们口中听好几遍战争的教训，长久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厌烦这些所谓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早就死在了战场上。是的，那些人才确确实实是英雄！另外，当一个人向你讲述过多的发生在战壕里的真实故事，那你就得小心了，也许大部分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打仗”的。

“你是说，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吗？”他问道。

他总是在心里寻思着：那些退伍的军人又知道什么呢，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吗？战争后，剩下的不过是已经被剥夺了的生活，留下来的只有贫困。阿尔伯特也听过别人问这些问题，所有那些话，他都记在心里，比如煤和面包的价钱，这都是能轻而易举就知道的事。退伍后，他就发现，想要生活安宁，最好把战争中作为胜者的功绩放进抽屉里。

最后，出租车停到了西马尔大街的拐角处，司机收了十二法郎，阿尔伯特还付了一些小费，然后下了车。

这里是一个俄罗斯人的小区，但小区的医生是个法国人，名叫马蒂诺。

爱德华在6月的某一天发病了，阿尔伯特去找了这位医生。我们不知道住在医院的时候爱德华是怎样得到吗啡的，但是他强忍着，最后活了下来。阿尔伯特努力地向他解释：我的祖宗啊，当初不那样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你不像现在这样子的话，一切都会好的，你必须得接受治疗。爱德华根本就听不进去，对于装假体的手术，他仍然固执地拒绝。阿尔伯特对此不明白，他说：“我认识一个截了肢的人，战争期间被送到马恩河畔夏龙的二月军事医院，听说在那里做了假体手术，他现在成了新区圣马丁大街上一家卖彩票的小店老板。就算是变得不好看，你好歹还是有人的样子。”但是，爱德华仍然听不进去，回答：不、不，还是不……他一边把纸牌一一摆在厨房的桌子上，一边拿出一根烟，用一个鼻孔吸着，大开的嘴里不停地呼出糟糕的气味……食物从嘴上的漏斗形装置倒下，慢慢流进喉咙，也不知道阿尔伯特从哪个地方找来这个旧的食物研磨器，（做假体手术那个人最终还是死了，还真是倒霉！）这稍微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不便，但是无论如何，一切都还是特别的麻烦。

6月初，爱德华离开了洛林医院，几天后，他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焦虑，从头到脚打着哆嗦，时常全身湿透，还会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阿尔伯特束手无策。他对吗啡的依赖越来越强，一开始，这样的折磨十分的可怕，必须要用绳子把他拴在床上，这和去年11月在医院里的情况一样，这正是战争结束带来的痛苦。不仅如此，还要锁住门，以防房东闯进来杀了他。这样做不仅是要缓和爱德华的痛苦，还有房东的。

爱德华看上去特别可怕，枯瘦如柴的身体里像是住了一个魔鬼。

马蒂诺医生就住在附近，因此答应爱德华去家里为他打针。他是一个冷酷的人，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他说1916年在战壕里一共做过一百一十三次截肢手术。因此，听到这些话，爱德华稍微恢复了一点平静。正是因为他的介绍，阿尔伯特才认识了给他提供吗啡的巴西勒。这个人准是盗窃了药店、医院或诊所的药品，任何药他都知道，你想要什么就可以给你什么。认识不到一段时间，阿尔伯特就遇到一件好事，巴西勒向他提供了一整套的安瓿瓶，这可以解决当前的麻烦，而且还是低价处理，就和清仓大甩卖一样，不过，这和真实的大甩卖还是有些差别的。

每一天，每过几小时，阿尔伯特就会小心谨慎地在纸上注明当次的注射剂量和总数，这样一来，就能很好地控制和了解爱德华的状况。同时还要劝爱德华做手术，虽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仍然坚持着。但至少那一刻，爱德华很平静，变得没那么糟糕了。阿尔伯特给他笔和纸，虽然不能够再次握笔画画，但至少哭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他总是安静地躺在长沙发上，一言不发，张口呆望着眼前的一切。就这样，到了9月底，吗啡所剩无几，爱德华却变得越来越依赖药物了。6月的时候，每天都要注射60毫克，三个月过去了，剂量涨到了90毫克。爱德华总是独处，一语不发，阿尔伯特完全不知道结局会是什么。钱用得很快，如流水一样，先是吗啡，接着房租、食物、煤和衣服，这一切太难了，所有的东西都太贵了，更不要说花钱的速度。阿尔伯特把能拿去当铺当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甚至还把身体献给了一家机械钟表行的女老板——莫内斯捷太太，有时候还会去那里帮忙做一下包装的活儿，作为交换，莫内斯捷太太会多给一些钱。（这是阿尔伯特说的。在这段故事中，他甘愿牺牲肉体，事实上，他也没有不满意的，想想便能知道，快六个月的时间里，身边一个女人都没有……莫内斯捷太太的胸部特别大，他不知道怎么应付，而她却毫不吝啬地给自己的老公戴绿帽子，她认为丈夫就是跟在自己身后的一头猪，而且总爱说蠢话，比如没有得到英勇十字勋章的士兵都是贪生怕死的人之类的话。）

吗啡的花费仍然是最大的，什么都需要钱，开销太大。生活费完全取决于药的价格。阿尔伯特总是在抱怨政府为了解决通货膨胀，抬高价格，现在一件“国家标准西服”只卖一百一十法郎，但是一瓶五法郎“国家标准吗啡”却没有降价。一个“国家标准面包”、一袋“国家标准煤炭”、一双“国家标准胶鞋”的价格都是规定好了的，就连“国家标准工作”也有固定工资，阿尔伯特想不明白，像这样一种市场规定，难道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吗？

银行不愿意再收留他，议员们讨论出国家应该“报答亲爱的法国士兵，向他们支付一笔钱，用来表示祖国的感激之情”，之后过了很久，阿尔伯特收到了一封解释信，被告知以国家现在的经济能力，政府是无法偿还债务的，因此，政府解雇了很多的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期间，四十二个月的时间内，已经遣返了很多部门，那些人只能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