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一切都平安。”记者对野兔说。

他终于办到了:独自一人在树林,穿着便装,就着夏夜,完完全全被遗弃在路边。

在这种状况下,一般人会怎么做?记者思量着也许自己刚刚应该回应摄影师的叫唤。而现在毫无疑问地,他不得不用走的,直到有下一辆汽车出现,并且同意让他搭便车,然后自行设法抵达黑诺拉或是赫尔辛基。

这个想法实在无法令人开心。

记者打开皮夹,里头有几张百元钞、一张记者证、一张医疗保险卡、一张他太太的照片、几枚硬币、两只安全套、一串钥匙以及一枚老旧的5-1勋章。另外还有几支铅笔、一本便条纸以及一枚戒指。在那本便条纸的纸头上,他的老板让人印制了卡洛·瓦塔南的字样。根据医疗保险卡号显示,瓦塔南出生于1942年。

瓦塔南站了起来,看了看树林外最后的落日余晖,然后朝着野兔点点头。他注视着马路的方向,但是并未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他拎起野兔,小心地将它放在外套的口袋里,然后沿着草地迈步,走向夕阳所在的树林另一头。

不久后,仍在气头上的摄影师抵达了黑诺拉,他先将汽车加满油,然后决定去记者先前建议投宿的旅馆过夜。

摄影师向店家要了间有两张床铺的房间,脱去一身尘垢的衣服,然后去冲澡。梳洗一番之后,他下楼来到旅馆的餐厅。他心想记者早晚一定会出现,到时候再来算这笔账。摄影师喝了几瓶啤酒,吃了晚餐,然后又喝了一些酒精浓度更高的饮料。

但记者一直没出现。

一直到深夜,摄影师仍然坐在旅馆的酒吧里。他盯着吧台的黑色台面,心里又生气又懊恼。整个晚上,他都在反复思量当天发生的状况。他突然意识到,将他的同伴遗留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荒野树林里,是个天大的错误。说不定记者在树林里跌断了腿,说不定他迷了路或是陷在某个水坑里,否则,他一定会想办法来到黑诺拉,哪怕是徒步走来。

摄影师决定打个电话到赫尔辛基给记者的太太。

记者的太太接了电话,她用充满睡意的口气表示没有见到瓦塔南,当她意识到来电的人根本满口醉话时,立即挂断了电话。摄影师又重拨了几次,但一直没接通。显然是记者太太拔掉了电话线。

夜色将尽之时,摄影师找了部出租车。他决定重回现场去一探究竟,看看记者是否还在那儿。司机问了这个仍带着浓厚醉意的乘客他的目的地。

“其实,我不知道,就一直往前开吧,我会告诉你在哪儿停车。”

出租车司机朝后座看了一眼。就这样,出租车便趁着最后一丝夜色离开了市区,朝着郊区树林驶去,而且完全不知目的地何在。司机不动声色地从置物箱里拿出手枪,放在自己的大腿之间。他紧张地观察着乘客。

到了小丘上,他的乘客下了指示:

“停车,就是这里。”

司机握住了防身的手枪,酒醉的摄影师此时却平静地走下车,开始在林间大声叫喊:

“瓦塔南!瓦塔南!”

幽暗的树林甚至没有传来回声。

“瓦塔南!听见了吗?瓦塔南!”

摄影师脱下了鞋子,将裤管卷起至膝盖处,然后赤脚走入树林,很快就消逝在夜色里。只听见他在林子里声声呼喊着瓦塔南。

真是个怪人!出租车司机心想。

在阴暗树林里喧闹了半个小时之后,摄影师终于回到马路上来。他向司机要了块抹布,将脚上的泥土擦掉,然后直接套上鞋子,袜子则塞进了外套口袋。他们又驱车回到黑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