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刘备很忙碌,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战后一系列的善后工作千头万绪,全面度田和之后授田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需要大量官员全身心投入进去,包括他这个皇帝,都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很多官员在这一波混乱之中或者是造反被杀了,或者是能力不足以应对困难,进退失据致使地方损失太大从而被罢免职位,林林总总算起来,这一波度田之乱也带来了上万名官吏的位次更换。

这对于国家来说,长远肯定是好事,因为不称职的或者心怀不满的都暴露出来了,都会被好好的惩治,不会再出现更多值得担忧的事情。

但是对于短期内的情况来说,问题还是挺大的。

忙,就是忙,战后的善后工作,官吏的选拔更换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要忙碌的事情,忙来忙去,整个贞观元年就这样忙过去了。

但是这样的忙碌也是能带来极大的好处的,比如农业集体化程度的极大进展。

过去,因为没有强制性的执行手段,主要遵循一个自愿原则,被朝廷征收的土地和解放的奴隶当然是全部都安排了集体农庄,在地方上作为打样的存在,供自由农民们选择。

有些人看到了农业集体化的好处,所以选择了加入,而有些人则坚持家庭生产,不想加入,总觉得朝廷里这些当官的没安好心。

那刘备当然是宽容的,你愿意,我接纳,你不愿意,我不强迫,你想走,我放开门禁让你走。

保持这宽松的政策规矩,所以整个江北地区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呈现一个西高东低的局面。

关西之地的农业集体化程度很高,尤其是凉州这样的起家之地,那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关中地区和益州北部的农业集体化程度也很高,普遍超过百分之八十,乃至于百分之九十,并州和幽州则因为长期战乱,平定之后则顺理成章的推进农业集体化生产,当地人出于对安全的需求,也普遍愿意接受。

到了冀州,冀州北部农业集体化的程度比较高,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南部则相对较低,个别地区甚至不到百分之三十,这也是本次度田之乱中冀州南部的情况特别严重的原因之一。

而在中原地区,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则高低不一,总体来看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部分地区高,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部分地区较低,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长江以南就不说了,有没有都差别不大。

而在度田之乱以后,因为集体农庄在战乱时期的优秀表现十分惹眼,自由农民们眼睁睁地看到了集体农庄的优越性,看到了他们强大的抵御灾害的能力,于是集体用脚投票,大批量大批量的要求加入集体农庄。

因为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太多,以至于官府人手不够,只能让他们排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慢慢来。

然而越是如此,想要加入的人就越多,越是不得,就越是要得到。

之前官府费劲宣传的时候,反而没几个人动心的,只能说这属于人类本质的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