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7页)

冬天来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是个挺特殊的冬天，直到进入腊月，才开始下雪，而且这雪一下就是接连几天，雪停后，放眼望去，天地一色，不但山峦、大地白茫茫一片，就是市内，也被封得严严实实，房子都变成大小不一的毡包了。对于雪及严寒，人们习以为常，但时代变迁，却让人有些应接不暇，尤其是十二月二十九日。

历史已记下这一天，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六月四日，张作霖死于非命，十七日，张学良从河北返回沈阳，二十日通电就职奉天军务督办，七月二日被东三省议会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短短的一个月，张学良子承父业，应当说很顺利。但张学良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不仅是内忧，更危险的是外患。这个外患就是日本。张学良明知道父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苦于找不到证据，不，即便掌握铁证，他也不敢盲目对日开战。是的，奉军当时有近四十万人，兵多将广，可是连年征战，财力困乏，人马也疲惫不堪，更重要的是，父亲不在了，他似乎没了主心骨。苦思冥想，认真定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维持现在局面，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步父亲后尘。二是精励图治，归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

日本人早就虎视眈眈，他们看透了张学良的心思，也发现张学良暗中与南京政府接触，七月十日，日本内阁专门开会，讨论中国东北局势，七月十九日，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拜访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亲笔信：希望东北勿与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日本原意在军事、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张学良已秘密派员，与南京接触，初步定九月中旬宣布易帜，看到田中的信，他发现日本有所动作，为求稳妥，张学良反复思考，与亲信相议，决定推后三个月易帜。日本也加大了对张学良的压力，八月八日，林久治郎再次出现在帅府，转达田中首相的口信，声称如果东北不听日本的劝告，与南方，即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之类的事情，为了维护日本的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见张学良还不表态，林久治郎竟恼羞成怒，直言说：我们日本绝不许你挂青天白日旗。

南京的蒋介石，体谅张学良的困难，告诉张学良，对日本推辞说东北的外交，已由南京中央接管，同时，每月南京还调拨一千万元做奉军的军饷，并表明，东北的内政应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张学良可自行请委，报中央任命。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张学良进一步坚定了易帜的决心，加快了易帜的步伐，对日本人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十二月二十六日，国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二十分，由奉天电报局向全国各地发出“艳电”，正式宣布东北易帜。是日清晨，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驻地公署、交涉署、总商会、兵工厂、驻军营房和各公共团体、学校、商店等民众家庭，一律挂出青天白日旗。

当天，在奉天首府礼堂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参加，唯有日本领事没有到场，张学良身着中山装，站在总理遗像前，庄严宣誓：“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政府在会上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奉军结束，东北军由此诞生了。

张学良易帜前，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他顶住了外忧——日本人的压力。易帜后，他开始考虑如何消除内患，要不然，权力很难巩固。这个内患就是奉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愧。

杨宇霆，辽宁法库人，年轻时入奉军，因其刻苦耐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留学回来，深受张作霖赏识和信任，在奉军中平步青云，张作霖去世时，他已官至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奉军总参议，是奉军中的实权人物。

常荫槐，祖籍山东，后迁至吉林的梨树县，此人办事认真、肯干，曾做过京奉铁路局长，堪称张作霖的亲信。他与杨宇霆交情极好，沆瀣一气，张作霖逝后，杨宇霆向张学良极力举荐，常荫槐接任被炸死的吴俊升，当上黑龙江省长。

二人受张家厚恩，按理说应当效忠张学良，扶助张学良，可是二人官居要职后，头大尾长，竟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尤其杨宇霆，素来亲日，在张学良易帜上，与日本人眉来眼去，一直喝反调，在奉军散布，易帜后会被蒋介石吃掉。易帜那天，典礼结束，东北保安委员会全体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杨宇霆竟当场挟着皮包，愤然离去，并且，二人的公馆也拒挂青天白日旗，以示反对。

张学良气愤至极，这时，又有两件事呈报到他的案头，促使他起了杀心。一，已转任兵工厂督办的杨宇霆，与常荫愧联名上书，要求张学良拨巨款扩充沈阳兵工厂，张学良曾对二人说东北财政困难，无法筹措，二人竟要动用铁路收入垫付。二，常荫槐成为封疆大吏后，扩充实力，培植亲信，利用铁路资金，擅自编练山林警备队近二十个营的兵力，私隐武装，乃军中大忌，此举引起张学良的怀疑。

杨宇霆也觉察出张学良对他和常荫槐的不满，但绝想不到张学良敢杀他，为此，他让家里常年养着的术士，曾扶乩问卜，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乩语不详，隐有“炸烂吴张，杨常而去。”吴为吴俊升，张是张作霖，杨常自不用说了。但这并没引起杨宇霆的注意，其所作所为自然也就没有收敛。

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和常荫愧时，也是犹豫不决，说实的，杨、常二人，辅佐张作霖，功不可没，杀之可惜。可是不杀，又怕后患无穷。无奈，他拿起块银元，抛空掷地，心中想，若是银元人头一面朝下，必杀之。连着六次，都没见人头朝上。张学良认为这是天意。这天是二九年的一月十日的晚上，他喊来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命令执行处死杨宇霖和常荫槐任务。

杨宇霆刚下班回家，听说帅府来电话，邀其去打牌，他没有多想，饭都没吃，驱车前往，刚进入帅府的老虎厅，便与先前到达的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等卫兵扣下，说他们二人，吞贪军饷，贻误战机，图谋不轨。没容二人辩解，枪响了，二人立时毙命。

张学良此时就在二楼，听到枪声，他顿时后悔，想二位重臣，纵有千错，罪不该死，罢其官职，或软禁起来，也不失一个好的办法。他走下楼，看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尸体，落下泪，吩咐亲信刘多荃代表他，去杨、常两位家中，送慰藉费各一万大洋。后来，又亲笔写信杨宇霆在法国留学的儿子杨春元，安慰他好好学习，日后为国家效力。

第二天，张学良发布处决杨宇霆、常荫槐的通告，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

东北易帜，顺应民心，反对者都从各自的利益着想，抛开杨宇霆、常荫槐，就说吉林驻军的参谋长熙洽吧。当他听说张学良归顺南京，感觉天似乎都塌下来了，万分沮丧。他最恨的就是国民党，当初他去日本留学，准备回国效命清廷，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发动的武昌起义，致使大清江山土崩瓦解。试想，现在要还是清皇一统天下，以他皇室宗亲身份，恐怕早就是个军机大臣和王爷，怎么也不可能屈就一省驻军的参谋长。入奉军以来，他卧薪尝胆，甘居人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挥师入关，重整大清河山。现在南北统一，民国强大，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张作相被任命新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吉林督军府随之改为副司令长官公署，更换牌匾时，他呆然地看着，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子，有说不出的难受。在杨、常被张学良枪毙后，他的真实情绪更不敢表露，只能在大老徐家，喝酒泄愤。

大老徐对世事的变迁，既不懂，也不过问，只是见熙洽垂头丧气，借酒浇愁，她免不了要劝解一番：

“我就弄不明白你这个人，官当得也够大了的，钱多得花不完，姨太太一大帮，女人让你睡个够，你还想咋的？管它民国不民国的，你不照样儿吃香的喝辣的。”

熙洽一喝多，舌头就长：“你……你个娘们儿，你……你懂个啥，你知道我……我祖上是谁吗？我祖上是……是莫尔哈齐，你知道莫尔哈齐是谁吗，他……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亲弟弟。”

大老徐：“哎呀，你绕来绕去的，我都听糊涂，你那祖宗啊，骨头渣子怕是都找不到了，你总提他们干啥……”

熙洽手指着大老徐说：“掌嘴，你……你敢辱没先皇，按我们大清律，要凌迟处死，你……你知道啥叫凌迟处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