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刘玉峰和他的《山村复仇记[13]》

甘老广

1929年1月1日，刘玉峰出生于河南省上蔡县一个偏僻贫瘠的村庄。童年时代，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兵灾）四大灾害之苦，从小便深刻体验到中国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读小学时已酷爱文学。12岁那年麦收季节，父亲叫他看场。有一天他躲进磨房，抱着鲁迅的《呐喊》看得入了迷。父亲见场上没人，提着根竹鞭四处找，来到磨房见他在看书，顿时消了气，竹鞭也随手丢了。父亲虽没多少文化，但对儿子迷书却很宽容，为让儿子多读书，常在安排家务和农活时给予适当照顾。刘玉峰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和当代进步作家的著作，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l946年在汝南高中读书时，他目睹了一桩当地县长收买打手报复杀人的事件，凭着一腔义愤奋笔直书，写成处女作小说《谁叫你多言》，发表于河南省《群力报》，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三四篇“千字文”。不久，校方察觉《谁叫你多言》掲露了国民党政权的罪恶，容不得他这个“赤色分子”留在学校。他被迫辍了学，之后，参加了革命工作。

l949年，他随解放大军南下，在义宁县五通区任区长。1950年调阳朔县福利区任区长。l951年7月24日在阳朔林家村的剿匪战斗中，他腹部、腿部两处负重伤，左腿因此成了终生残废。住院治疗的日子里，开始构思反映剿匪斗争的长篇小说《山村复仇记》。l952年初，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伏枕疾书20个昼夜，完成了18万字初稿，全文写在4大本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旧式红格直行账本上。他参加革命后，投身紧张残酷的农村阶级斗争生活，已经4年没空闲时间看书写作，几乎是“多年秀才如白丁”了。因此，小说初稿白字连篇，还有很多字因写不出而留着空格。尽管如此，小说稿交到华南人民出版社后，仍受到高度重视，编辑们给予了热情鼓励，并肯定了初稿的质量。后来因“三反”“五反”，出版社和他本人都被卷入，小说稿曾被当作有反对阳朔县委的嫌疑而调回桂林地委宣传部长期受审査。

1954年刘玉峰调来临桂后，先后任过会仙中学校长、教育科负责人、科委副主任、税务局局长、广播站负责人、人民银行副行长。他从1954年开始修改《山村复仇记》初稿。l955年请了半年创作假对稿件进行系统加工，字数增到27万，使原稿由“剿匪素材汇编”变成了具有小说特点的雏形。以后几年，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对小说的部分章节进行加工。在修改过程中，桂林地委宣传部、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中南作家协会曾热情关怀过这部小说的修改和提高。广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李金光、中南作家协会秘书刘岱还花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1956—1959年4年中，小说稿转投了6家出版社和文艺领导机关，先后获得了广西的陈白曙教授、著名作家胡名树、省文联毛正三、文艺处麦寒(曽海君)，以及《广西文艺》的李汗、徐君慧等同志的有益帮助。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著名作家姚雪垠也看过原稿并来信提供具体建议。据刘玉峰本人统计，《山村复仇记》从改稿到成书，先后收到过来自各方的修改意见信共70多封。

l959年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召开成立大会，上海文艺出版社派钱舜娟编辑到会祝贺兼组稿。钱舜娟在会议期间看了《山村复仇记》全稿，认为基础很好。她将稿子带回上海，经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吴真审阅，决定邀请刘玉峰去上海进一步润饰加工，并作出尽快出版计划。在临桂县委文教书记杨九的大力支持下，刘玉峰于1960年3月赴上海，在出版社住了半年，其中用45个日日夜夜将原稿润饰增写成45万字。他一面修改一面誊抄，右手捏笔的三个指头都磨出了老茧，指关节疼痛得吃饭也有点拿不稳筷子，经过拼搏终于完成了小说稿的定型工作。但是，过度劳累熬垮了身体，他突然肺病复发，头发大把脱落，几日之内成了秃顶，只得回桂。又由于当时全国已陷入经济困难时期，纸张缺乏，小说出版只得暂时搁浅。

一年之后，广西人民出版社社长余英表态：我们广西有纸，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经过与上海方面交涉，取回了稿件。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山村复仇记》上册，两次印刷19万册；1965年出版下册，印刷9万册。

小说详尽描写了桂北解放初期的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剿匪斗争。故事从桂北数县交界的一个山区区政府新来了一位区长王群写起，经过土匪围攻区政府，血洗山村农会，到全面开展大围剿，直至消灭最后一个匪首，王群负伤离职住院，区妇联主任、原桂北游击队女干部徐翠接替王群工作，开了全区胜利大会为止。全书24章，前12章主要写土匪的猖獗活动和我方执行宽大政策的偏差，后12章主要写发动群众，主动进攻的胜利情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通过剿匪斗争的描写，告诉和平时期的年轻一代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从哲理上展示阶级斗争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

《山村复仇记》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1966年自治区文化部门曾对此书的发行和读者反映作过调查，其中有个很典型的事例：灵川县一个村庄文化室购得这套书（上、下册），全村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争着传阅。直至书的封面和封底磨掉了，书页弄得脏黑并揉得卷皱不堪，人们还抢着看。

书的出版发行，给予了呕心沥血12年的作者极大慰藉。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刘玉峰却因此遭了难。那时，中央批“刘、邓、陶”，临桂也依葫芦画瓢，凑合了一个小“刘、邓、陶”（刘玉峰、邓燕林、陶气霖）。《山村复仇记》被分析出成串成堆的政治问题，连续批斗了两个月，写了无数张检查，被定性为：“书是毒草，人是反革命。”然后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刘玉峰获得平反昭雪，他的《山村复仇记》也重见天日。198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修改合订本18万册，1985年再版合订本5千册，投向书市后均很快销售一空。

多年来，刘玉峰还创作了一批短篇作品散见于自治区各报刊，主要有短篇小说《活捉蒋老九》《黄坚之死》《候选人的往事》《枪口为何对准他》，创作谈《创作的源泉——生活》和杂文《从6分到38分》等。他离休后宝刀未老，仍坚持笔耕，1988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少年复仇记》，1990年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苦儿苦读记》。如今刘玉峰年已六旬有六，体力与脑力均健，我们祝愿老作家延年益寿，多出传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