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第1/11页)

星期一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

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联合特种作战特遣部队司令卡尔?斯廷纳准将在结束早晨的跑步锻炼返回的时候，在营区大门口遇到了他的情报处处长迈克?弗林上校。“在地中海上有一艘游轮被劫持，”弗林上校冷静地向他报告，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船上很可能有美国人。”

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能力从公海上把这艘游轮夺回来。斯廷纳知道肯定会动用他的部队，而且会很快。

他身高6英尺，身材细长，浑身透出军人气质，但却不那么死板，显得非常悠然，平易近人。可是，他从来不甘落后，内心深处总感到有一种压力。这不仅因为他总想出类拔萃，或想把自己的部队带成最优秀的部队——所有的军官都这样——他还不断想出一些办法来做到这一点。

在与弗林赶往司令部大楼的时候，斯廷纳的脑子已经动开了。他知道弗林的那一点点情报是他当时能得到的全部信息，否则他肯定会向他报告更多的情况。即便如此，他也必须根据这仅有的信息来采取一些行动。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策划、训练和演习，联合特种作战部队才培养出各种规模的特种部队，以应付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任何危急形势；只要有飞机运送，他的部队就能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出动。根据他们的计划和演练，他把重点放在眼下怎么办的问题上。“这是个很难对付的目标……必须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他心中思忖。“我们的行程很长，要尽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现在就必须安排落实空运。我们必须找出那艘游轮的确切位置。”

虽然他在考虑这些问题，但却显得非常镇静。特种部队一旦有了任务，就必须快速、准确、高效地完成。这样的任务可能非常复杂，许多人都会面临危险，此外还存在着许多未知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特种部队的人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表达感情。他们按规章办事，集中精力对付必须完成的任务——特别是要找到可以利用的薄弱环节，以便用尽可能完美的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

进入司令部大楼后，他就径直走进联合作战中心（JOC），这是一个高技术作战室，里面有计算机工作站以及与特种部队各单位、五角大楼、世界各地主要军事指挥部的保密通信系统。他将在那儿看到最新的情报，向掌握第一手情况的人了解地中海上的这一事件。他的主要参谋人员早就到了，正在等候他的指示。

特种部队中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情报中心，有“值班军官”——军官和文职专家，他们随时关注突发事件的情报——分析专家，还有收录了所有已知恐怖组织信息的数据库。指挥部的电脑终端连接着各大媒体的网络，包括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酝酿中的突发事件的最初迹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常常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联合特种部队还有人常驻在美国各个情报机构中。他们不仅关注这些机构的分析家认为不太重要的已知信息，还随时关注恐怖活动的种种迹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总部对恐怖事件的了解都比较早，而且通常都有关于这些事件的最完备的信息。

斯廷纳知道，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早已由参谋人员通报给有关部队。这也意味着，在他发出进一步指示之前，他的部下都要随时做好准备，只要他一声令下，就可以立即出动。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争取到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时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源。

斯廷纳在接受这个职务之前，曾去过中东地区，对恐怖分子及其活动方式比较了解。例如，1975年至1977年，他曾在沙特阿拉伯担任旨在使沙特国民卫队现代化的训练总指挥，曾有机会对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主要助手进行过评估。巴勒斯坦人和来自这一地区的其他知名人士一起，应邀参加了由哈立德国王和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亲王主持的军官学校学员毕业宴会。

阿拉法特的助手们引人注目，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美国的大学获得过较高的学位。他们衣着得体，精明强干，善于辞令，通晓国际事务。阿拉法特显然是个领袖人物——异常睿智，不同凡响——但是，给斯廷纳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那些精明强干的助手。后来的岁月证明，他丝毫没有看错。

1983年，斯廷纳被派往黎巴嫩。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恐怖活动及其影响——美国大使遭到暗杀；他在那里的时候，美国大使馆有60多人遭炸弹袭击身亡，后来又有2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因炸弹袭击而丧生。

当年的贝鲁特无异于一个武装的兵营。那里不仅有许多相互对立的组织，而且随时都可能爆发战斗。任何人都没有安全可言，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狙击手的子弹、两派的交叉火力、埋伏、大炮和火箭的胡乱射击。有时要打出上千发炮弹和火箭，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能把这座城市的某个地区变成一片废墟。

那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可是，对斯廷纳来说，却获益匪浅。它向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学到了其他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东西。

●你学会了如何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

●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你知道根据宗教派别或宗教动机，能信任谁，不能信任谁。

●你学会了恐怖分子思考问题的方法。

特种部队的演变过程

战争的传统作用是改变现存的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也许是在运用新方法来实践一种非常古老的战争形态。军事上的弱势国家，用恐怖主义来达到其用外交和军事手段根本无法达到的目的或得到的让步。

这种新形态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很快就暴露出缺乏应付手段的弱点。它既没有对付恐怖活动的国家政策和情报能力，也没有训练有素、能对恐怖分子挑衅活动作出反应的军事能力。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用以对付苏联的，而不是对付恐怖活动这类事情的。

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遭到“黑色九月”恐怖分子的屠杀。当恐怖分子带领人质穿过机场跑道、走向接应他们的飞机时，如果德国的狙击手有能力把恐怖分子打死，这样令人发指的惨剧就不会发生了。

以色列人记取了这个深刻的教训。1976年7月4日，86名以色列空降兵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降落。他们的使命是营救8天前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法航班机上的乘客。在几分钟之内，这些空降兵就营救出95名人质，并打死了4名恐怖分子——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和两名人质丧生。这次成功解救人质行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球——这也进一步反映出美国在反恐能力方面明显不足。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1975年5月已经看得很明显了：为了解救被柬埔寨政府扣留的美国商船“玛雅各”号上的39名船员，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打死。营救活动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