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变化(第2/7页)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玛丽·帕特丽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式，混杂一团，有些情况在护照文件上没有写上去。她的祖父曾作过罗曼诺夫王室的侍从武官，教过皇太子阿列克赛骑马——因这年轻人悲惨地患有血友病，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须万分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陆军军官之材，虽然朝廷中的朋友们确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带来的是他的团在纽仑堡森林全军覆没，他被德国人俘虏——然而他活过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乱，他从此就没有回过俄国——他总是称它为俄国——最后漂泊到美国，在纽约郊区定居下来，创建一个小本生意之后结了婚。他活过九十七岁高寿，比他那小二十岁的第二个妻子还活得长些，他那些凌乱不连贯的故事，玛丽·帕特终生难忘，她进大学专攻历史，当然学得不错。她知道了罗曼诺夫王室腐败无能，毫无希望；他们的王朝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有件永不会忘记的事，就是她祖父在谈到阿列克赛，一个勇敢坚定的年轻人，和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象狗一样地枪毙的时候，他那哭泣的样子。那个故事给她重复说过一百遍，给玛丽·帕特一个对苏联的看法，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听过多少大学的课程或者多浓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都不能把它冲淡抹掉。她对统治祖父的国土的那个政府的感情，完全是由对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被屠杀所构成的。她在回忆的时候告诉自己：理智对人们的情感方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在莫斯科工作，为反对这个政府而工作，是她生命的最大刺激。她爱工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认识的。艾德参加中央情报局，是由于她很早就决定了要参加这个工作。玛丽·帕特知道，她的丈夫天资聪明又有行政才能，做这个工作是一把好手，但他缺乏她对工作的一股热情。他也缺乏遗传因子。她是在祖父的膝前就学会了俄语的——苏联人把这种更丰富、更文雅的俄语贬低为现行的方言——而更重要的是她了解这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多少本书能说得清的。她了解那渗透到俄罗斯性格中的民族忧伤，和那矛盾修辞式的私下开放性——自我和灵魂只是在密友之间才完全开放，而作为莫斯科人的公开举止时则讳莫如深。由于这种才能，玛丽·帕特征募了五个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比最高纪录只少一个。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局里，有时她以“超级姑娘”而闻名，她可不喜欢这个名称。玛丽·帕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妊娠线为证。她从镜子里对自己微笑。你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孩子。她的祖父会为她而感到骄傲的。

而最好的是：没有人对她的真实身份有丝毫怀疑。她对她的衣饰作最后修整。在莫斯科的西方女人被认为比西方男人更重视穿着。她的穿戴通常都是有点过分的。她在公众中表现的形象，是精心设计和完美执行的。有教养但嫌肤浅，漂亮但注重表面，一个好母亲但另有一点名堂，西方表情来得快但不要太当真。她急匆勿地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孩子们的学校里代课教书，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停地到处闲逛，象一个闲不住的旅游者，是十足的苏联人先入为主认为的那样—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妇女。又一次在镜子里微笑：要是那些杂种知道的话。

在起居室里，蒂米〔原文如此：还是指小埃迪·弗利。——译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冰球棍在褪了色的地毯上戳来戳去。艾德打开电视。他吻别了妻子，叫蒂米去“猛踹蠢驴”——老弗利从还不识字时起就是“突击队员”〔New York Ranger，是美加职业冰球联合会一队。——译者〕的球迷了。

这有点伤感，玛丽·帕特在电梯里想。埃迪在这里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在莫斯科对人太友好是一个错误。你可能忘记他们是敌人。她担心埃迪跟她过去一样正在接受思想灌输，不过是从错误的方向进行的。啊，那也很易纠正，她心里说道。在家里，她在贮藏室里有一张沙皇太子阿列克赛的照片，是亲自签名送给他心爱的教师的。她真正需要做的只是说明他是怎么死的。

开车到运动场是一条老路，比赛时间快到了，小埃迪越来越激动；他在参赛的各队中是并列的第三号得分手，比今晚要同他们赛球的那个队的主力中锋只差六分，小埃迪想对这些某某伊万显示：美国人能在俄国人拿手的项目上打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