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成功与失败(第1/6页)

监视一个人，问题之一是要解决他或她怎样消磨一天的时光，而后才能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手法。那人或他的行动越是独自一人。用暗藏的眼睛盯住他一般说来就越困难。例如，跟踪邦达连科上校的克格勃人员就已经恨透了他。他们都觉得，他那每日跑步的例行活动就是理想的特务行为。他完全独自一人在城里街道上跑步，那时大街基本上还空空荡荡，任何一个人到外面来无疑他都能看见，他也能立刻觉察到任何异常情况。他围绕着莫斯科住宅区跑步的时候，三个被指定监视他的特工人员被他甩掉了不下五次之多。他们躲在那些稀稀拉拉，叶子掉得光秃秃的树木后面，那些公寓楼房立在那里，活象平坦的开阔地上的一座座基碑。在那五次的任何一次当中，邦达连科都有可能已经停下来拾走了死投的东西，或者他自己已经放好了一个。除了盯稍无效之外，他的服役档案象新降雪的田野一样，洁白无瑕，当然，这正是任何间谍都要为自己竭力争取的伪装。

在拐弯回家的时候，他们又认出他来，他的双腿象水泵似的上下抽动，非常有力；他的呼吸在身后造成一小块水蒸汽云雾。负责本案这部分工作的人决定，需要半打儿“二”局人员去专盯他的早跑。他们不得不在他跑步前提早一小时到达那里，忍受莫斯科黎明那干燥的严寒。从第二管理局来的人都觉得他们工作受了那么大的苦，却没得到充分的赏识。

在几千米外，另一组三个人则对他们的对象很满意。在这儿，他们住在对象住处对面大楼八层的一间公寓里，原来的主人是在国外的一个外交官。一对远距离摄影镜头把焦距对避米沙的窗户，他也不是那种不怕麻烦要去降下遮光帘或者把它们调整到适当位置的人。他们看着他做完了一个头晚上喝多了的人的清晨例行活动，对于在街对面舒服的暖气房子里监视的“二”字号人员来说，那都是很熟悉的。

而且，米沙在部里地位够高的，配有车和司机。把原来的中士调走，换上一个从克格勃反间谍学校新来的容光焕发的年轻人，那是很容易的事。他的电话机上有一个窃听器，记录下他早上要车的要求。

艾德·弗利离开公寓比往常都早些。今天他的妻子开车，孩子们坐在后面。苏方对弗利的档案里有趣地记录下，她往常用车带孩子们到处奔忙，经常是找西方外交官的太大们进行社交活动。一个苏联丈夫不会留下车子给他的妻子使用。至少今天她不会让他去乘地铁，他们注意到了；她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外交官大院门口的民兵——谁都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克格勃——记下了离开的时刻和车上的人。这有点不同寻常，大门警卫四下张望，看看弗利的克格勃影子今天在不在；他不在。对“重要的”美国人有更多的常规监视。

艾德·弗利戴着一顶俄国式裘皮帽子，他穿的大衣相当老式，又很破旧，不大象一个外国人。一条跟大衣有点不调和的羊毛围巾保护着他的脖子，遮住他的花条领带。认识他的俄国保安人员注意到了他的穿戴，跟大多数的外国人一样，本地气候是个大均压器。如果你在俄国过上一个冬天，不久你的穿着和举止都象一个俄国人了，甚至跟俄国人一样走路时稍稍往下看。

首先让孩子们在学校下了车。玛丽·帕特·弗利正常地驾着车，每隔三、四秒钟，她的眼睛就从反光镜里轻轻地前后瞄上几眼。比起在美国的城市来，在这里开车倒不算坏。虽然俄国司机们能做出最不寻常的事来，但街道不算太拥挤，她是在纽约市里学会开车的，几乎能应付任何局面。象全世界上下班的人一样，她有—个间接抄近道的路线，可以躲开少数交通堵塞的瓶子口，每天节约几分钟，不过多耗费一两升汽油罢了。

在一个拐弯之后，她立即熟练地把车开到路边，他的丈夫跳下车去。他把门“砰”地一声关上时，车子己在移动，并且以不是太快的速度向公寓街区的侧道开走了。这回弗利的心脏剧烈跳动。这样的事先前他只干过一次，很不愿意出此下策。进楼以后，他躲开电梯，连跑带跳地奔上八层楼梯，一边看着表。

他不知道他妻子是怎样做到的。他承认她开车比他准确得多，她想把车停放在任何地点，前后只差五秒钟就能办到；这有点伤他的男性自尊心。他还有两分钟到达八楼。他走到时还有几秒钟的富裕。他打开防火门，用焦急的眼光察看那走廊。走廊，多么奇妙啊，特别是那些笔直的、光秃秃的高层公寓大楼里的走廊。中间一排电梯，两头是防火梯，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偷偷安置摄影机。他轻快地走过电梯，一直向尽头走去。现在他能从心跳计算出时间。前面二十码处一扇门开了，一个穿军服的男子走出来。他转身锁上房门，拎起公文包向弗利走来。如果有个过路人的话，他一定觉得奇怪，这两人谁也不侧身让谁。

事情在转瞬之间就结束了。弗利的手擦过红农主教的手，接过胶卷暗盒，递过去一个小小的纸卷。他觉得他从那人眼中看到恼怒的一瞥，但只是如此，连一句“借光，同志”的话也没有，那军官就继续向电梯走去。弗利径直走进防火梯。他从容地走了下去。

费利托夫在定好的时间定出大楼。中士抓住车门，注意到他的嘴在嚼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些面包渣卡在牙缝里了。

“早安，上校同志。”

“日丹诺夫哪去了？”费利托夫上车时间道。

“他病了。他们认为是阑尾炎。”这引起一声咕哝，“唔，开车吧。今天早上我想去洗蒸汽浴。”

一分钟后，弗利走出大楼后面的通道，再走过两排公寓楼房，走向对面的第二条街道。他刚走到马路边，他的妻子就把车子开来，几乎没有停车就把他接走了。当她向大使馆开去时，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今天打算干什么？”她问道，眼睛还在检查反光镜里的情况。

“跟往常一样。”这是他顺从的回答。

米沙已经在蒸汽室里。他注意到，那个服务员不见了，却出现了几个生面孔。这就解释了早上那次特殊传递。他同一些老顾客友好地交谈，脸上丝毫不露痕迹。遗憾的是他把相机里的胶卷都用光了。然后，从弗利那里得到警报。如果他再度受监视——对了，保安人员或者别的什么人每隔几年就会有虫爬进屁眼，痒得来重新审查部里的每一个人。中央情报局已经注意到，停止了这条交通线。他心想，在走廊上看见那个年轻人的神气，真有点可乐。懂得什么是战争的人太少了。人们这么容易受惊。费利托夫告诉自己：战争教会一个人什么该害怕，什么当不睬。

蒸汽室外，一个“二”字号的人正在很快地翻看费利托夫的衣服。在车里，他的公文包被搜查。这两处都干得迅速而彻底。

瓦吐丁亲自负责按查费利托夫的公寓。干这个活的都是手上戴着外科医生手套的专家，他们费了许多时间寻找“告警标志”，它可能是一张纸片，一块面包心，甚至是放在特定地方的一根头发丝，这种东西被移动，就告诉这单元的房主人：有人光顾过了。拍了许多照片，赶快拿去扩印，然后搜查者开始工作。日记几乎马上就被发现了。瓦吐丁俯下身去观察这本日记簿，它开着放在书桌抽屉里，可以肯定它放的地方没有秘密地作什么标志。一两分钟后，他拾起来开始阅读。

瓦吐丁上校烦躁易怒。前一个夜里他没有睡好。跟多数酗酒的人一样，要喝上点才能入睡；没有适当的镇静剂，加上案子今人兴奋，使他辗转反侧，时睡时醒。这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脸上，他小组的人见了，都闭口不敢说话。

“相机，”他简短地说了一声。一个人过来开始摄影，瓦吐丁翻到哪页，他就把他拍下来。

“有人试图撬这门的锁。”一个少校报告，“钥匙洞周围有刮痕。如果我们把锁拆卸下来，我想会看见制栓上的刮痕。可能有人到这里来过。”

“我手里拿着他们要我的东西，”瓦吐丁生气地说。全屋子的人都把头转过来。经他这一打断，那个检查电冰箱的人匆匆拆掉前面的镶板，看了看冰箱下面，就把镶板放回去安装好了，“这个人记着这么一本操蛋的日记！还有没有人阅读保密手册？”

现在他看出来了。费利托夫上校用个人日记来摘记公务文件。不知怎么搞的，有人知道了这个情况，进入他的套房，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