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陈卫新平常表现如何,他是你们的儿子,这一点总不能改变。你们这样做,有些不尽情理吧。”

老夫妇久久地沉默。陈士海掏出一块手帕,拭了拭发红的双眼。

“陈卫新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答复。我是这里的派出所长,有责任把这件事搞清楚。”杨士平紧追着问。

“陈卫新平时作恶多端,危害乡里,人人恨得咬牙切齿。你还是关心关心好人吧,这样的坏蛋你管他干什么!”陈士海的语音里流露出一股愤懣之情。从他的话语里,也可以看出他是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老人。

“陈卫新做了违法犯罪的事,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但是他的基本人身权利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责任只能是帮助他、教育他,使他转变为一个好人。”杨士平神态严肃地说。

“古语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现在是新社会,这一套行不通了,但是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养育了他,自然有教育和惩戒的责任。”老者仍轻声细语的表述着他的观点。

听到这里,杨士平感到问题有点严重:难道老俩口把陈卫新杀掉了?不然,他们怎么这样说话呢!如果他们真的把儿子杀掉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起杀人害命的案件呀!现在怎么办呢?是这样不动声色的回去向刑侦部门报告,还是继续追问下去呢?

正在杨士平权衡得失、考虑下一步怎么做时,掛在腰间的无线电对讲机响了起来。大概是距离基地台较远,信号较弱,发出一连串“嘶嘶”的噪音。杨士平将对讲机拿到手上,调了调旋钮,把音量放小,准备把对讲机仍然插到腰带上。忽然,他看到陈士海夫妇突现的怪异表情:他们张大了嘴巴,双目直呆呆的盯着“呜呜”作响的对讲机,不知不觉中四只布满皺纹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脱口说道:“你们不说也不要紧,现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凭着我手上的这个东西,我就知道他在哪里。你们听到刚才发出的信号了吗?”

听了杨士平的话,陈士海用手在老伴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在她耳边柔声说道:“该来的总要来的。我们都是这么一把年纪的人了,不要紧。”然后,转过头来对杨士平说:“那个孽子,我给杀了!”

“放在什么地方?”杨士平吃了一惊,紧接着问。

“埋在屋子西边的河边。”老人终于控制不住,混浊的泪珠一颗接一颗落在了地上。

事情到了这一步,杨士平只有立即通知派出所向启明市公安局报告,自己留在陈家,看守着这对痛苦不堪的老夫妇。

下午二时,刑警大队值班室接到启明市公安局的报告,我率领着法医陈秀林等人赶往慧和乡士连村。警车在江启公路上急速奔驰,两小时后,我们在启明市公安局与邢志明副局长会合,带領着刑侦人员前往发案地。

在陈士海家里,我们见到了坐在板凳上的陈士海夫妇。杨士平所长简要的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我们便分別找这对老夫妇谈话。大概是有了数小时的心理准备,陈士海显得很平静。他用一种等待大限到来的坦然和见义勇为的欣慰,敘說了三年前的那一场变故。

1990年2月4日下午,陈卫新在家向老母亲讨要十元钱外出喝酒,老母亲告诉他,家里拿不出钱来供他喝酒。陈卫新一听大怒,一拳将老母亲打倒在地,双手抓着老母亲的头发,在地上兜圈子。当父亲赶来救援时,又一脚将父亲踢倒在墙脚下。然后在老母亲的衣袋里翻出几张钞票,出门扬长而去。

老伴的痛苦抽泣,使得陈士海胸中怒气激荡,这么多年来,这个忤逆不肖之子的种种作为,一件一件地显现在心头。

陈卫新自小就冥顽不化,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骂老师,砸玻璃,打同学,一个学期下来,书包里没有一本完整的课本和练习簿。小学尚未毕业,就在社会上游荡。从此结识了一帮不良少年,从暗里的小偷小摸,渐至公开的强讨恶要。长大后,更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没有钱花了,夜里出去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一帮狐朋狗党经常呼啸而来,家里沒有酒菜招待,不是喝令父母赶快准备,就是到邻居院里公然捉鸡杀鸭。隔三差五回家一趟,不是向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的父母伸手要钱,就是酒气熏天的高臥在床。平时,见到不顺眼的村民,张口就骂,对于稍有表示不满的,伸手便打,凡是认识他的人与他狹路相逢,只能绕道而过,成为当地恶名昭著的痞子。近十年中,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先后两次进过劳教所。父母要是忍不住劝导几句,动辄拳脚相加,老母亲常常被他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一个乡邻来陈家告状,说是昨夜陈卫新将他家一只怀胎的母羊偷宰了。正巧陈卫新醉熏熏的回來了,乡邻赶紧迴避,老母亲数落了几句,陈卫新便破口大骂,並厚颜无耻地威胁说要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