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最后一批来客(第2/4页)

李斯说完这些话后，告别老师，踏上了西行之路。李斯考虑到六国皆弱，舞台太小，只有秦国才是他梦想起飞的地方。李斯到咸阳的时候正是吕不韦炙手可热的时候。士人中经常流传一句话：想当官，找伟哥。后来这句话传来传去传到现在变了味，就成了“想快活，找伟哥”。李斯也加入了吕不韦的门客队伍。在为吕不韦服务期间，李斯的才干被吕不韦发现。于是吕不韦将李斯推荐为郎官，这个职位大概是秦王的随从，和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一个职业，不过李斯带的不是刀，而是帝王术。在给秦王当跟班的时候，李斯这块金子发光了。他智慧的光芒照亮了年轻的秦王的心房。李斯旗帜鲜明地提出秦王嬴政应该负起统一中国的重任，并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新策略，即：组建特务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六国展开间谍战，具体方法是黄金在前、利刃在后，六国中的当权派能收买则收买，不能收买就刺杀。

李斯的主张深得秦王的赞赏，秦王虽然还没有当政，但还是利用自己的影响拜李斯为长史，并授权李斯组建特务机关，全面主抓间谍战。到此为止，李斯摆脱了吕不韦的控制，直接受秦王的领导。在长史这个位置上，李斯干得风生水起，间谍战效果显著，深受秦王好评，李斯的前途也一片光明，不久就被提拔为客卿，相当于现在的外国顾问。秦国的客卿在百官中有着特殊的含意，传统上，相国经常出自客卿。张仪、范雎都是从这个位置上升为相国的。

就在李斯春风得意的时候，逐客的灾难降临了。这场灾难和个人表现无关，李斯也未能身免。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斯的才能注定使他成为关键人物。这次李斯没有发挥他的套套雄辩，而是运用了能够妙笔生花的手，于是一篇光耀百世的《谏逐客书》便新鲜出炉了。

其文曰：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而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仇，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这篇文字是各种经典古文选编的必选篇目。但当今的人更多是欣赏李斯的文采，至于李斯的思想，我们感受并不强烈。李斯的文采好不？好，非常好，相当好，绝对好。但仅凭文采是无法打动讲求实效的秦王，文采的背后必须蕴含着深刻有力的道理才行，要不然苏轼早就当上宰相了，在此多说一句，苏轼的文采确实不一般，但有些政论文章中所持观点也确实有失偏颇，与同辈的几个政治家仍有一些差距。

我们现在之所以没有强烈感受到李斯文章中的思想是由于李斯之后有过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在印证着李斯的说法。由于这些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李斯的这篇文字中的思想力量反倒被淡化了。比如，古代有五胡乱华后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以及后来李世民开放的民族政策和人才观念，到了近代，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更是将李斯当初的说法演绎到了极致。如果排除后见之明，在那个历史时代条件下李斯提出的思想是崭新而有力的，一下就点醒了梦中的嬴政。

嬴政何其英明，一眼就看出李斯的文字与秦国前途的关系，马上改变了主意。于是李斯留下来了，其他外客也留下来了。逐客事件不但没有影响李斯的前途，反而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李斯在客卿这个位置上还要干很多中重要的事。不过现在得接待另外一名来客了。

进入下一节。谁呢？

【3、尉缭】

秦王嬴政亲政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了政权上的羁袢，将权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紧接着又将目光转向国外。此时的嬴政继承了自从秦孝公以来六世国君的政治遗产，再经过李斯的有意渲染，所面临的政治任务能且只能是吞并天下、统一六国。此时的秦王才二十出头，来日方长，前途无量。他有雄心，有决心、有谋略、有手段，对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信心百倍。嬴政经过韩非和李斯的熏陶已经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法家主义者，他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使他成为一名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嬴政对法家的推崇源于两方面：一，秦国今日的成就得益于法家商鞅所推行的变法，事实证明法家给秦国带来的制度是先进的。二，法家思想与秦王本人的性格几乎完全匹配，凡是秦王所追求的，法家必定用逻辑、道理、规则将其推广到极限。比方说，嬴政需要绝对的权力，法家则主张强化君权，并提供了切实的解决办法。韩非子所著的《孤愤》、《五蠹》深深地打动了嬴政，所以嬴政平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非法家莫属，但遗憾地是以前的法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政建设方面，在对外战争方面留意的不是很多。相比起来，比较不适合战争的儒家在战争方面仍然有“天下定于一”“仁者无敌”等论述，实用不实用姑且不论，但至少如儒家对战争还是有指导意见的。

秦国以往的对外战争虽然成绩显著，但并没有统一、连贯的指导方针。白起好杀，所以白起时代的战争血腥味最重。吕不韦推崇儒家，所以对外战争杀戮较少，但无论白起、还是吕不韦所推行的战争政策都是个人意愿，并不是最优化的有意设计。现在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看秦国统一六国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必然。秦国并不缺少能够领军打仗的将材，白起后时代虽然有过范雎时期的将慌，但吕不韦又使秦国将坛重现勃勃生机，蒙骜及子蒙武、蒙毅、王翦及其子王贲、李信等都是冠绝一时的人物。嬴政需要的是一种多快好省的战争政策。

魏国命中注定要做秦国的最大赞助商，每当秦国需要制定或改变政策的时候，魏国总能送来相关的专业化人才。秦国需要基本制度的时候，魏国送来了商鞅；秦国需要大国外交的时候，魏国送来了张仪；秦国需要军事吞并的时候，魏国送来了范雎；秦国需要战略收官的时候，他们送来的是尉缭。

尉缭，男，魏国大梁人，写过一本书叫《尉缭子》。史籍中关于尉缭见秦王之前的介绍就这么可怜的一点，其余的都是猜测。有人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和魏惠王有过交往。此说甚不足取，魏惠王的年代与秦王嬴政的年代差80多年，如果尉缭能横跨这两个年代，那他至少已经100多岁，在这样的年龄还有精力西入游说秦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们即便生活水平高了，医疗条件好了，能吃上脑白金了，也没有谁能在100多岁的年龄还能够坐车或骑马从开封到咸阳，更何况随后还要指挥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更不足信的说法是：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后世的人们好像有种习惯，只要是出身不祥的奇才，便是出自鬼谷子的门下。看来这鬼谷子也够累的，几百年间里时不时地就就得给人世间培养出一些高徒。我们不妨采取古龙经常在小说中的处理方法，在做大事之前尉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是出自名门，也没有奇异的历险。我们所能够推测出尉缭只是一名纯粹的军事理论家，就像后世德国的克劳塞维茨一样。这是由于：其一，尉缭应该没有指挥过大型战役，因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宁肯放过一种伟大的思想，也不肯放弃一场伟大的战役。其二、尉缭有一本讲述军事思想的《尉缭子》传于后世。

同样是兵书《尉缭子》不同于《孙子兵法》，前者主要讲述抽象的原则，偏向于理论和军队建设；后者讲述具体的操作，偏向于实践和临阵应敌。中国人重视实际，因此《孙子兵法》更为流行，但窃以为《尉缭子》更有可取之处。《尉缭子》打造出来的是残酷高效的罗马军团，谁做统帅都无所谓，只要按照原则办事就能打胜仗，无论是加图，凯撒还是庞培。而《孙子兵法》铸就的是诡计多端的将军，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受将领素质的影响。后世学者虽然曾经一度怀疑《尉缭子》的真实性，其中不乏名师大儒，但是近年来考古学家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尉缭子》的战国竹简，一切怀疑便不攻自破，所以其人也不假，其书也真实。

尉缭在见秦王之前，他的思想已经臻于至善，他的那本《尉缭子》已经成书，或者其中的重点章节已经写完。《尉缭子》是一本讲些什么的兵书呢？尉缭在书中说了一些怎样动听的话语呢？且听我择其要而道来。

现存本的《尉缭子》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讲述了军队建设的个个方面，为取得战争胜利进行了最优化的设计，法家思想从头到尾贯穿始终。尉缭对战争的定义和提出的取胜之道全新而系统，源于当世的思想而远超出于当世的思想。

比如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对战争持谨慎而克制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必不得已需要发动战争，那也只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而且即便战争发动起来，也要追求最少伤害，理想状态是“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初看之下，尉缭对战争的定义似于儒家的颇有相似，其实两者形同而实异，儒家着眼于保护对方的人民和财产，追求的是一种“仁天下”的道德目标，而《尉缭子》却着眼于减少己方的阻力和损失，迅速实现战争目标。因为打击面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尉缭在军队内部建设上也表现出不搞虚谈，一切围绕取胜转的作风。尉缭对军队纪律尤其重视，他也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尉缭所谈的“人和”不单纯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等，而是强调军士的遵纪守法和部队的军事素养。他认为“人和”做好了，可以胜过“天时”“地利”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并举武王伐纣中的战例进行说明。当时的兵书一般认为不背水列阵，不向坡列阵，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周国联军却背水面坡列阵，反而将商纣王的军队杀得大败。对此，尉缭的解释是周军在“人和”的优势抵消了“地利”上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