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败阵似的走了。快到门口时,那小伙子松开拳头,扔下一枚校徽,同时吮了吮被校徽别针刺破的手心。

风波平息,杨燹回到桌边。刚才那一番干戈,把邓丽君也吓哑了,喇叭里沙沙作响。

突然,一声浑浊低沉的长音,从喇叭里传出。众人都吃惊地望着廖崎——这是哪家的“经曲”?

廖崎却注视着季晓舟,满身不自在。这曲子被无数莫名其妙的杂音所覆盖,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然极不清晰,季晓舟还是听出来了,那是他几年前拉的一段练习曲。他困惑地看着廖崎,后者惭愧地笑了笑。

“说实话,晓舟,那是你在我窗外拉琴时,我把它偷录了来的……”他难为情地说。

的确,当初他录这段琴声是想当众出季晓舟的洋相,并证实自己对他的一贯刻薄是有理由的,但他一直没找到恰当的机会。在上前线之前……他把自己的“财产”都寄回北京,此后也就忘了这桩事。当他从战场回来,在做脊椎复位治疗的漫长时间里,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听音乐,他忽然听到了这一盘。头一次,他是带着几分戏谑,强扭着自己听完它的。然而。他从这粗糙的琴声中仿佛发现了什么,也正是这粗糙的琴声对他的良知来了一番矫正,并从琴声里完全理解了季晓舟……

但这个痛苦的过程,他如何向战友们叙述?……

季晓舟被自己的琴声弄得困窘不堪。那不是音乐,而是一个人在坎坷的路上艰难地爬行……

廖崎承认它作为音乐来说是太不完美了。但音乐是什么?不只是巧妙地拚在一块的音符,不只是演奏它时精湛纯熟、天衣无缝的技巧,而重要的是人格。他把这盘磁带转录到卡式磁带上,带在身边,不时默默地听它。他认为自己所缺乏的正是季晓舟在琴声中体现的宽容与坚韧——一种趋于完善的人格。一个乐队指挥没有对人、对于人生的热忱,再高的才华也不可能对社会有所裨益。他领悟这个道理,差点把命都搭上了。

众人默不作声。但廖崎相信他们会理解自己的。琴声虽不悦耳,却叫人感到心里踏实。

店堂里渐渐空了。只剩一桌军人和一桌大学生。大学生们的话题是“毕业论文”、“答辩”、“学位”等等,说到兴头上往往用一两句外语,祖宗的语言已不足以表达他们踌躇满志的心境。忽然,一位姑娘叫道:“这店堂里的音乐怎么这样糟糕?”

大街上空落落的。路灯一派温暖的橙黄,在这美丽的光晕里,人却并不因此变得好看,相反,面孔上的阴影被夸张了,肤色也显得晦暗。这八十年代的灯,使这群军人都显得不那么年轻了。

大学生们在前面的十字路口道别。一个小伙子从另一个小伙子的自行车后座上回首,频频向姑娘们抛去飞吻。四个女大学生你推我搡,笑得发痴,痴得又是那么可爱。

廖崎搭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走了。因为萍萍有孕在身,杨燹把他那辆破自行车出让,叫晓舟驮她回去。剩下的只有杨燹和乔怡。这组合令人尴尬。

“……咱们这是往哪儿去?”乔怡不觉随杨燹走了一截才问道。

他用下巴努了努兴高采烈走在前面的四个女大学生:“绕点路,送她们一段。前面的环城路背得很……”

“我也陪着?……”

“随你便。”他朝她看一眼,“你不想和我走走?……”

当然,当然想。以后天各一方,想走也走不成,哪怕仅仅这样沉默地走走……

这对乔怡来说是最后一个机会。只消三言两语就使“冤案”大白。她没有别的企望(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只想还原一个清清白白的自己。

乔怡盘算着从何处启口,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四个女大学生在谈论什么?谈得那样乐不可支,根本无暇顾及身后两位沉默的保护者。她们在谈爱情,象喝歌一样谈着。乔怡偷窥一眼杨燹,他低着头,嘴角微微牵动,象位长者似的,在为女孩子们的傻话发笑。说傻话的年龄人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