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下脚步,心里很害怕。我没想到还有口令。

“口令!”那俄国人重复了一遍。

鲍里斯的朋友原来走在后面,现在走上前说了几句俄语,可能是在说口令或解释情况。这样一来,一脸阴沉的年轻人似乎很满意,带我们进入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毛玻璃窗。这里看起来是个破旧的办公室,墙上钉着俄语的宣传海报和一张粗制滥造的巨幅列宁像。桌旁坐着一个只穿衬衫、没刮胡子的俄国人,他面前放着一堆报纸做的包装纸,他正朝上面写地址。我进门时他对我说法语,口音很怪。

“你们这样太不小心了!”他大惊小怪地叫着。“你们怎么不带包要洗的衣服来?”

“要洗的衣服?”

“每个人来的时候都带着要洗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他们像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记得带一大捆衣服来。我们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这比我所预料的还要鬼鬼祟祟。鲍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张空椅子上,他们不停用俄语交谈。只有那个没刮胡子的人在讲话,一脸阴沉的年轻人只是靠在墙上瞪着我,好像还在怀疑我。这很古怪,我站在一个贴满革命海报的小密室里,听着他们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交谈。俄国人说话又快又急,有时微笑有时耸肩。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想,他们会彼此称呼“小爸爸”、“小鸽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们应该是在谈革命的事。那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应该会坚定地说:“我们从不争吵。争吵是资本家的消遣。我们用行动证明。”然后我就觉得他可能不会这么说。他们要二十法郎,显然是入会费,鲍里斯答应支付(我们总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后鲍里斯拿出我们宝贵的积蓄,交了五法郎。

这时候那个一脸阴沉的男人看起来不那么怀疑我了,他在桌边坐下来。没刮胡子的男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并在纸上做记录。他问我答。——是共产党员吗?——算同情者吧,我从未加入过任何组织。——了解英国的政治形势吗?——哦,当然,当然。我提了几个大臣的名字,又批评了工党几句。——那《体育报》呢?能在《体育报》上写东西吗?(在欧洲大陆,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种神秘的联系。)——哦,当然了。那两个人严肃地点点头。没刮胡子的人开口说话:

“显然,你对英国的情况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为一家莫斯科周报写一系列文章吗?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详情。”

“当然可以。”

“那么,同志,我们明天会通过第一批邮件联系你。也可能是第二批。我们的稿酬是每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下次来的时候记得带上一包衣服。再见,同志。”

我们下了楼,小心朝洗衣店外张望,确保街上没有人,然后溜了出去。鲍里斯欣喜若狂。他被狂喜冲昏了头脑,觉得需要破费牺牲一下,于是冲进了最近的一家烟草店,花五十生丁买了一只雪茄。出来后,他喜气洋洋地用手杖敲打地面。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

过了十天,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还特地带了包衣服装作是拿去洗。可那个秘密社团消失了!洗衣店里的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说“那些先生”几天前因为房租的问题离开了。我们拿着包裹站在那里,看起来无比愚蠢!但我们只交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这也算是种宽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那秘密社团。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或者是何组织。我个人觉得他们跟共产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猜他们只不过是骗子,编造一个社团,好向俄国流亡者骗取入会费。这十分安全,毫无疑问,他们现在肯定在别的什么城市干着相同的勾当。他们很聪明,戏演得很像。他们的办公室看上去完全就是秘密共产党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至于要带一包衣服,那真是只有天才才想得到。

注 释

[1]应指《圣经·出埃及记》,其中有神降十灾惩罚埃及。(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