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嗵”的一声被撞开,同时响起尖声尖气的声音:“报告!”

舞蹈队的几个姑娘涌进来:“我们来交决心书!”

文工团组织了一支巡回演出小分队,三五天后就出发。丁万担任队长。

这群姑娘与宁萍萍、乔怡等入伍时年龄相仿,可比她们难管理。几乎每人一种发型,花衬衫一天一换,有的头发烫得太蓬,集合居然把军帽拎在手里。你说她,她会朝你翻翻白眼:“我有法儿戴帽子吗?”皮肤本来够白,却抹着老厚的粉,真眉毛拔光画上假的。

这些兵,下连队不把那些大兵吓晕过去?居然还写什么“决心书”。有一次丁万问她们想不想入团,她们竟异口同声说:“随便。”莫非真是时代不同了?

他想起七十年代那些军帽下清一色的“小刷把”。不知哪个姑娘想出馊主意,弄来一把铝制梳子,在炉子上加了热,“小刷把”一夜间成了“绒毛球”,额头上的刘海儿也变得弯弯曲曲了。据说连田巧巧也被拖下水,姑娘们捺住她,把她那头又浓又粗的头发折腾得一塌糊涂。这样一来,她们就不担心谁会告状了。再说法不责众,多一个人壮一分胆。第二天早晨出操,女兵们刚排好队列,就听见一声大喝,“女兵二班,全体出列!”

徐教导员怒发冲冠,嗓子高得象唱“秦腔”!

“向前三步——走!……立——定!向后——转!”

顿时,女兵二班与队伍脸对脸。

“大家看见了吗?她们好看吗?美不美?”

男兵们幸灾乐祸地哄然而笑。女一班的老兵为表示与她们界限分明,笑得尤为响亮。

“就那么好笑吗?”徐教导员喝道。他用手点点戳戳,“你们呐,你们呐,脑子里成天尽想些什么,啊?!参军才两年,军装穿得不耐烦了?军帽压扁了你的脑壳?闹这些鬼名堂!……”

他打开话匣子,一席话训了两个钟头。不过他从来不忘一点:夏天让部下们站在树荫里,自己顶着太阳,这样的话训出来具有说服力。他从自己参军说起,那年头,投奔队伍的姑娘剪掉辫子,扔掉高跟鞋……最后他象想起什么似的,问:“还有人反映女同志偷偷改军裤,有没有这事?”

这下女二班笑了:女老兵们恨不能把两条腿立刻揣进兜里。改过的军裤是一目了然的。

“报告!”—个女老兵冲出来。

“说。”

“女二班也有人改!”

徐教导员冲田巧巧冷笑:“二班长,你们占得真全乎啊!”

“报告!”田巧巧决心撑开“保护伞”。

“说!”

“我声明:不是改军裤,是改军裤头。后勤发的裤头一个能改三个,为什么不能厉行节约?完了。”

“都入列!”徐教导员喝道,“能改短裤今后就会发展到改长裤!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这么滋长起来的。裤子改那么瘦,适合野战需要吗?喊一声卧倒,谁担保它不绽线?胡闹!我们首先是兵……”

他又开始“想当年”了。

结果女二班奉命开三天会,讨论什么叫“美”,“美”的阶级性。端正了“美”的观念后,姑娘们表示悔改诚意,全体穿上了部队发的、黑面圆口的、被通称为“老头鞋”的布鞋,并一律用白广告色在鞋帮两侧写上“渡江胜利”。当田班长领着十二个女兵列队走出,谁也闹不清她们是否在向大伙示威。

这些八十年代的女兵改军裤烫头发都不用偷偷摸摸,女兵首先是“女”,其次是“兵”。假如徐教导员此刻对她们“想当年”,或许她们会象瞪着活化石一样瞪着他;假如他再说起大姑娘剪辫子、扔高跟鞋,她们会哈哈笑着拍他肩膀:“别逗了,老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