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打草稿了,下面写起来很容易。她将写好的部分看了一遍,决定就这样了。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接着写余下的部分。她要赶在电视播完,双胞胎放下手中的毛线活去睡觉之前写完这封信。

她飞快地、潦草地继续写着,半个小时后,信写完了。看到电视里的大屠杀已经结束,大家都在拥抱言和,她长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戈达尔护士取下她看书时戴的眼镜,抬起头,合上了书。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朱丽亚·帕多。

“我回来了,”她宣布,打了个哈欠,“真是一部糟透了的片子!有人要沏茶吗?”没有人回答,只有双胞胎将她们的编织针插进毛线球,顺手把电视机关上,和她一起走到门边。帕多如果发现有人也要沏茶,是绝不会自己动手干的,而双胞胎通常也就帮她沏上一杯。达克尔斯护士随着她们一起走出起居室时,回头看见法伦那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身影独自和玛德琳·戈达尔留在一起。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对法伦说欢迎回到学校,问候她的健康,或者只是简单地道个晚安。但是话卡在了喉咙里,冲动一闪而过。她关上门,最后看见的就是法伦那苍白而独特的脸——她眼神茫然地盯着电视机,仿佛不知道屏幕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h4>2</h4>

在医院里,时间的记录和衡量是按照各种不同的用途进行的。计算脉搏、血液或血浆的滴数计时用秒,记录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用分钟,记录人的体温起伏的图表和进行手术时间的长短都用小时。1月28日和29日的事件终于被记录在案时,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各当事人几乎都清楚知道那个特定时刻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他们也许选择不说真话,但他们一定知道事实的真相。

这是一个狂暴且变化不定的暴风雨之夜,狂风的力量甚至方向都时时在变化。22点时只不过是在榆树林中响起呜咽般的声音,一小时后突然升高为狂怒的渐强音。南丁格尔大楼周围高大的榆树在狂风的猛攻下被折断,发出咔嚓声,风在榆树丛中的呼啸就像魔鬼发出的狂笑。废弃的小路上,一堆堆饱浸着雨水的枯树叶本来是在缓缓移动,现在被撕裂成一块块,被狂暴的旋风刮起,升入空中,就像发狂的昆虫一样纷纷贴在黑色的树干上。医院顶楼的手术室内,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面对紧急情况表现出了沉着和冷静。他嘟囔着对助理专科住院大夫说,真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呀!然后便低下头再一次陷入沉思,想着如何解决这个外科手术难题:伤口的边缘在收缩,中间正在不断地抽动。在楼下的病房里,灯光昏暗,寂静无声,病人们在睡梦中咕哝着,翻着身,仿佛也意识到外面风正紧、雨正狂。放射室的工作人员从家里被叫出来,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病人紧急拍片。完成后她将仪器重新盖上,把电灯关掉,心里想着不知她的小汽车在路上是不是会打滑。夜间护士悄无声息地在病床之间穿行,检查窗户,把窗帘拉得更紧,仿佛要把一些恐怖关在窗外。大门处的值班人在椅子里不安地扭动,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他那冻僵了的腿,又在炉子里加了两块煤。他想到自己那间单独隔开的小屋子里去暖和一下。狂风每袭来一次,小屋子仿佛都要震动一下。

将近午夜时分,暴风雨减弱了,它似乎也意识到了诡异的时刻就要来临。这是一个死亡之夜,在这样的夜晚,人的心跳极慢,垂死的病人最容易坠入最后的解脱。最初是五分钟可怕的沉默,接着便是一种柔弱的、有韵律的呜咽声,风猛扑一下,又突然停止,在树丛中叹息,仿佛由于自己的暴怒而耗尽了力量。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做完了手术,脱下手套向更衣室走去。他一脱下手术服就从墙上取下电话打给南丁格尔大楼的护士室,要负责单人病房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回到病房来照料他的病人,在病人第一个小时的危险期加以监护。看到风已经停了,他很高兴——她可以独自穿过院子,就像从前她曾无数次接到他的电话后过来一样。现在他不必开车去接她了。

不到五分钟,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便坚定而缓慢地走在了树丛中。她的斗篷包裹在身上,就像一面旗子抽打着旗杆。她把斗篷的兜帽拉上,盖住了带褶边的护士帽。在这暴风雨短暂停息的间隙,周围出奇的宁静。她默默地走在浸透了雨水的草地上。通过厚厚的鞋跟,她能感到泥土饱吸雨水后的黏性。时不时有一根被狂风吹折的细树枝,挣脱了它与树干的最后一丝羁绊,嚓的一声,不经意地轻轻落在她的脚下。她把单人病房的一切安排好,然后帮助三年级的实习护士铺垫术后病人的病床,架好打点滴的支架,这时风声又起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将心思全放在工作中,没有再注意窗外的风暴。

0点30分刚过,正门处值夜班的门房阿尔伯特·柯尔盖特正对着晚报打瞌睡,忽然被一束横扫过门房窗户的灯光和一阵汽车的引擎声给惊醒。他想,这一定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那辆奔驰车,看来手术做完了。他以为汽车会从大门开出去,可是它却停了下来,响起了两声傲慢无礼的喇叭声。门房嘴里嘟囔着,将双手插进上衣口袋,走出门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下车窗,在风声中喊道:“我刚才想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可是有一棵大树横躺在路上,我想最好把这件事报告一下,赶快去竖个警示牌。”

门房把头伸进车窗,迎面扑来一阵昂贵雪茄的烟味和剃须膏、皮革的气味。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连忙往后微微缩了一下,以避开门房过于靠近的脸。门房说:“那一定是棵老榆树,先生。我明天一早就去报告这件事,今晚可不行,先生,这么大的风雨。”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起车窗,柯尔盖特立刻把头缩了回来。

外科大夫说:“今晚倒不必了,我已经在树枝上系上了我的白围巾。我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会有人走那条路。如果有,他们会看见那条围巾的。但是如果有人从你这里进去,你可以提醒他们一下。晚安,柯尔盖特。”

车身巨大的汽车嗡的一声开出了大门,柯尔盖特也走回了门房。他看了下壁炉上方的挂钟,公事公办地在他的本子上做了如下的记录:“0点32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报告一棵树倒在了通往温彻斯特路的路上。”

他重新坐下,拿起报纸正要看,突然想起来有点奇怪,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怎么会想要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呢?那可不是他回家最近的路,他很少走那条路,一向都是从正门进出的。柯尔盖特推测他可能有温彻斯特路大门的钥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有这家医院大多数地方的钥匙,但这还是有点怪。

将近2点时,南丁格尔大楼宁静的三楼,莫琳·伯特在睡梦中微微动了动,噘起湿润的嘴唇,语无伦次地嘟囔了些什么,醒来了。她感觉有点不舒服,便想起上床前喝了三杯茶,比平时多了两杯。她又躺了一会儿,睡意朦胧中还是感觉到了暴风雨的咆哮。她想再次设法入睡,但心中还是不踏实,直到终于对身体的不适忍无可忍,便去摸床头灯的开关。灯瞬间亮了一下,又灭了,这一下让她完全清醒了。她用脚摸索着找到了拖鞋,又将睡衣披在肩上,趿着鞋来到了走廊。当她轻轻地将身后的房门关上时,突然刮过一阵风,将走廊远处窗户上的窗帘翻卷起来。她走过去关上窗户,透过颤抖的树枝在窗玻璃上跳动的阴影,整个医院大楼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抛锚的巨大船只,病房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那些明晃晃的垂直灯管,上面的字是“护士长办公室”和“病室厨房”。她小心地关上窗户,带着睡意摇摇晃晃地摸着通道走进厕所,一分钟后她走了出来,又走进走廊,停下脚步,让眼睛习惯一下黑暗。楼梯上面模糊的阴影中,有一个更深的阴影独自向前移动,能看出是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帽兜的身形。莫琳不是神经质的女孩,她在困倦中只是吃惊地意识到还有其他人也醒了,在四处走动。她立即认出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眼镜后面那两只有穿透力的眼睛在黑暗中直盯着她,护士长的声音出人意料的尖厉。

“你是伯特双胞胎之一,是吗?你在这里干什么?还有谁起来了吗?”

“没有,护士长,至少我觉得没有,我刚刚去了卫生间。”

“啊,知道了,只要大家都没事就好,我想暴风雨也许会吵醒你们。我刚从病房回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一个病人发了病,需要进行紧急手术。”

“是的,护士长。”伯特护士说,心里不知道她还要对自己说什么。她觉得奇怪,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居然不嫌麻烦地对一个实习护士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当护士长把她的长斗篷裹得更紧一些,脚步沉重地沿着走廊急匆匆向远处的楼梯走去时,莫琳有点茫然地看着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间在楼上,在总护士长的套间隔壁。她走到楼梯跟前的时候,转过身来似乎有话要说,正在这时,雪莉·伯特的房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蓬着红头发的脑袋探了出来。

“怎么不睡?”雪莉睡意朦胧地问。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向她们走来。

“没事,我刚回来,正要去睡。刚从病房回来。莫琳是起来去上卫生间,没什么好担心的。”

雪莉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担心或者之前曾经担心过的样子。她一路小跑着来到楼梯平台处,将睡袍裹紧,有点得意地说:“莫琳起来的时候我也醒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不信你去问问妈妈!”她带着一点睡意,走起路来还不太稳,对于家族的这点神通感到很得意。她关上了身后的房门,那股神气表明,既然她起来了,就待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