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罕达之路(第2/3页)

“说不上喜欢。”

“我也一样。”他笑了笑，“它只不过是植物的尸首而已。”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喝了一杯清茶。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听听有关这束花的故事。

我的朋友坦率地向我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何况，时间上也不允许，因为二十分钟之后，他要赶往生物馆主持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仪式。

很显然，他在暗示我离开。而我却没有立即向他告别的任何准备。

他问我能不能将那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留下来，因为封面上的裸体女郎看上去十分诱人。

“我也许可以用它派上别的用场。”

经过

“我的确感到有些看不清自己，再说，我对你也没有什么了解。”在婚礼上，我的妻子突然柔情蜜意地对我说。当时，正式的仪式尚未开始。她看上去显得有些慌乱，或者说，有几分难以言说的伤感。

我对她说，从某种意义上，我的感觉与她颇有几分相像：“当然，你现在仍然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她调皮地扬起头，朝我眨了眨眼睛，抓起我的一只手，然后问我：“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时，我看见饭店的一位侍者小姐朝这边走过来。她告诉我的妻子，门口有位先生要和她单独说几句话。我微微侧过身，看见他站在门廊边，手里就拿着那束干花，正看着侍者往饮料车的玻璃酒杯中加冰块。我能够听见冰块在杯壁上碰撞发出的叮当之声。

我的妻子确实愣了一下。她似乎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她略有歉疚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可不能怪我……”随后，她起身朝他走过去。

他们像一对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那样说着话。我听不清他们在聊什么，何况，我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我在内心对自己说，我们终于结婚了。用我妻子的话来说，我们毕竟已走到这一步了。

两个多月前，当我与妻子商量着举行这次婚礼的时候，她对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向她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情。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干吗还要结婚呢？我知道，她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她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一丝不苟，谈不上什么幽默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她本人缺乏这种幽默感，而是其中别有隐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她的姓名之外，我对于她的其他情况暂时还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就连她的名字，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因为她曾自愿向我透露，她曾先后三次去户籍管理部门要求更换姓名——就好像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生活或运气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的。“我们都不是上帝，”她这样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少越好，除非你想自讨苦吃。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基本上可以将它看作没有发生，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我没有对她的这番话表示赞同，但也没有提出反驳。我这样附和她：“事件自有它的命运，结局无非不了了之。”她认为我表达了与她相同的意思，只不过说法有些玄奥。

现在，门廊边的情形与半个小时之前并无很大不同。他们谈着话，显得很亲热，也很节制。

只是两位侍者为了避免偷听私人谈话的嫌疑而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位还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拒绝看到真相，并不意味着总能稳操胜券。”

由于这个人的出现，婚礼的仪式被推迟了。客人们大都显得很有耐心。主持仪式的那位同事依旧在不慌不忙地检查着麦克风的线路，只是出于某种习惯，他才偶尔抬腕看一下自己的手表。

过不多久，那位不速之客终于想到要离开这里了。我的妻子加快了说话的频率，同时不安地回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那人将那束枯干的花递给我的妻子，然后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我环顾了一下宴会大厅，盘算着到底有多少人目睹了刚才的情景。当然，即便所有人都看到这一举动，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告辞了。我的妻子将他送到了楼下。

这年冬天，这个城市一直在下雪。街道两侧的马路上堆满了肮脏的积雪。一辆接着一辆的电车从街面上驶过，在缆线上划出火花。电车过后腾出了渣打银行的旧址，一名报贩正在叫卖当天的《南方周末》。

我的妻子抱着那束枯萎的花束回到大厅，挟带着一股冰雪的凉意。她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婚礼接着就开始了。我们交换了戒指。

“他干吗要送来一束枯花？”我问她。那时，我们已经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回到了大学的寓所，我的妻子正打算将那束花插到窗台上的一只白色长颈瓶中。

“这是干花，比普通的鲜花保存得更久，”她向我解释道，“制作这样的花束需要耗费许多复杂的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