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2页)

“但是我们怎么过老板那一关？他就在办公间门口坐着。没辙啊！”

“你真容易绝望啊，我的朋友！我读到的英国人的那股子倔脾气哪去了？勇敢点！我们会做到的。”

鲍里斯考虑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提出了一个狡猾的点子。最困难的在于要吸引老板的注意力大概五秒钟，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带着箱子逃出去。不过凑巧店老板有一个弱点——他喜欢看《体育报》，时刻准备着有人过来跟他讨论报纸内容。鲍里斯在一份旧的《小巴黎人》上读了一篇关于自行车比赛的文章，之后他打探好楼梯的情况，下去跟老板说话。与此同时，我在楼梯脚下等着，一只胳膊下夹着大衣，另一只夹着衣箱。鲍里斯觉得时机合适就咳嗽一声。我在那儿等着，浑身发抖，因为老板娘随时都可能从办公间对面的门里出来，那就玩完了。然而，不久鲍里斯便咳嗽了。我飞快溜过办公间跑到大街上，为我的鞋子没有嘎吱作响而欢欣鼓舞。要是鲍里斯瘦一些，计划可能就会失败，他硕大的双肩挡住了办公间门口，他的大嗓门盖过了我发出的噪音。我安全离开之后他也来了，在街角找到我，我们一起开溜。

然后，如此折腾一番后，当铺伙计再次拒绝收我们的大衣。他告诉我（能看出他毫不通融，他的法国灵魂在为此自鸣得意）我没有足够的身份文件，身份证还不够，我必须出示护照或是带地址的信封。鲍里斯倒是有几十封带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证过期了（他没有去更新，以此逃税），所以我们不能用他的名字当大衣。我们能做的只有走回我的住处，带上必须的文件，把大衣拿到皇家林荫大道的当铺去。

我把鲍里斯留在房间里，自己去了当铺。我到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关门了，要到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大约是一点半，我走了十二公里，六十个小时没吃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后我奇迹般地转运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鹅卵石中间看到了一枚闪闪发亮的五苏硬币。我扑上去，又赶紧跑回家拿了我们另外的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剩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也没有盐，但是我们狼吞虎咽地把这些土豆连皮吃掉。之后我们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坐着下棋等当铺开门。

四点钟我回到当铺。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还能指望这装在纸壳箱里的两件破烂大衣能换多少钱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但我觉得只会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会被拒绝，就像上一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就不会看见别人嘲笑我了。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叫道。

“五十法郎？”

这几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人震惊。现在我相信那个店员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号码弄混了，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那两件大衣卖七十法郎。我赶紧回家，手放在背后，一言不发走进屋子。鲍里斯在把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

“你拿到多少？”他问。“什么，没有二十法郎？无论如何你至少拿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别说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诉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鲍里斯的脸色像粉笔一样惨白，跳起来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头都要碎了。我们跑出去买了面包、酒、一块肉，还有烧炉子的酒精，狼吞虎咽了一顿。

吃了饭，鲍里斯变得前所未有得乐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个苏，看看现在。我就说过，没什么比钱更好弄了。这提醒了我，我有个朋友在方达瑞路，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贼！他清醒的时候是天下最大的贼，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时候异常诚实。我觉得晚上六点他应该已经醉了。我们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妈的！他可能给两百呢。我们走吧！”

我们到方达瑞路找到了那个人，他喝醉了，但我们也没拿到那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爆发了可怕的争执。那个人宣称他不但不欠鲍里斯一分钱，反倒是鲍里斯欠他四千法郎，两个人都争着问我的意见。我一直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俩人吵来吵去，一开始在街上，后来在一家小酒馆里，接着在卖客饭的餐馆，之后又是另一家小酒馆。最后，彼此骂了对方两小时小偷后，他们俩一起狂饮了一番，花光了鲍里斯的最后一个苏。

那天晚上，鲍里斯在一个鞋匠家过的夜，那人也是个俄国流亡者，住在商业区。与此同时，我还剩下八法郎，有足够的烟抽，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嗓子眼了。在过了糟糕的两天之后，这种转变实在如奇迹一般。

注　释

[1]现在白俄罗斯境内。1812年，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在抢渡别列津纳河时发生战役。由于被俄军从三路发动袭击，法军兵力折损两万五千余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