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莲说,可能山爷爷是个帽子爱好者,头上光秃秃的怕感冒,自己想戴又没人发给它,它的脑袋太大了,只好把我们的帽子收了去救急。

我说,不对啊。山爷爷是个老头,可我们的帽子是女式的,岂不阴阳倒错?

小如茅塞顿开说,小毕,你说得太对了!

我大叫,哪儿太对了啊?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明白!

小如兴奋地比画着给我解释,男式帽子和女式帽子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帽子又浅又大,像一只浅浅的碟子倒扣在头发上,当然不牢靠,所以,很容易被山风卷走……

我打断她的话说,就算你搞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也丝毫没用。被服厂不会为我们这几个雪线上的女孩子,特制出带胶水的抗风帽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后看到司务长的时候多赔几个笑脸,只求下回训我们的时候嗓门小点,就阿弥陀佛了。

小如不再理我,埋头翻自己的包袱。战士一般没箱子,连手提袋也没有,所有的家当都储存在一块白布打起的包袱里,可在十五分钟内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出发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突然看见小如从包袱里掏出一枚黑黑亮亮的物件,细长如针。那时谁的包袱里有什么稀罕东西,大伙都了如指掌,这玩意儿却是我从来没注意到的,不由得好奇。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根发卡。小如把头发和帽子用发卡别在一起,固定在头上,帽子就像土里长出的蘑菇一般牢靠,再也不怕被山风掠去。

可惜只有小如有发卡,是她从平原来的时候,偶然放在包袱里的。别人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想去买吧,山上的商店根本料不到女孩子们还会有这种特殊遭遇,从来没备过这货色。于是大家纷纷给内地的亲人写信,让他们十万火急地寄黑发卡到高原。家里的人倒是关怀备至,行动很快,赶紧四处采办。那一段时间,我们格外关心军邮车上高原的日子,接到家信的第一个动作,是先隔着信封摸摸捏捏,看里面掖没掖着火柴梗粗细不折不弯的硬物。有了就高兴,没有就噘嘴,埋怨遥远的亲人太不拿我们的迫切要求当回事了。有一天,果平笑得前仰后合,慷慨地说要分给我们每人一包发卡,足够把头发和帽子钢铁般地焊在一起。因为她家给她寄来了一个包裹,包内有何物一栏里,赫然填写着:发卡。想想吧,整整一包发卡,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事!足足够我们全体用一百年!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看,大家顿时傻了眼,果平简直要哭出来。发卡美丽而脆弱,是塑料制成的。

本来黑发卡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便宜得一毛钱买一板。可那时有一位人物讲话说,妇女用的发卡是钢丝做的,一年要消耗多少吨钢……这句话以后,全国就不造钢丝发卡了,一律用塑料制品代替。也许在平原还可凑合,高原的严寒中,塑料如纸,一碰就碎,哪能担当把帽子和头发紧紧地别在一起的重大使命!

大家依旧愁眉苦脸,继续沉浸在帽子随时飞上天的恐惧中。只有小鹿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因为她妈妈把自己以前用过的旧发卡寄了来。拆开信的时候,发卡上还挂着一根头发,可以想见老母亲是多么匆忙地把发卡从自己头上拔了下来,以满足高山上的女儿。因为两代人用的时间太久,钢丝发卡上的黑漆都磨光了,露出银亮的本色。小鹿的帽檐边,远远看去,好像斜插着一根针。

小如看着小鹿,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她跑到司务长那里,说我要领一包曲别针。司务长对所有要领东西的人都抱有戒心,他警惕地问,干什么用?

各部门司务长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小气鬼,也不知他们是因为格外小气才当上了司务长,还是当上司务长才变得格外小气?反正这个职务有危险的传染性,能让所有坐这把交椅的人,都既吝啬又爱刨根问底。

小如不肯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明天你就会看到这些曲别针干什么了。

司务长嘟囔着,用不完,可记得给我拿回来啊!

第二天,在高原的蓝天和白云下,每个女兵的帽子和头发间,都别了一枚崭新的曲别针,它“回”字形的轮廓,大部分别在发丝里,小部分露在帽子外,仿佛一种美丽绝伦的银饰,在雪域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山风依旧肆虐地逞凶,只是它再也无法把我们的帽子掳去,只得打着呼哨,愤愤地把远山的雪雾卷起来,从空中撒向峡谷。

高山的帽子,永远是皑皑的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