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2/14页)

吉他伸展了一下两腿。“他们想要你的命，伙计。”

“我的命？”

“不是你的命是什么？”

“不。哈格尔想要我的命。而我们家……他们想要——”

“我不是指那个。我不是说他们要你死；他们要你这个活跳跳的生命。”

“你把我弄糊涂了。”奶娃说。

“瞧，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所有的人都想要一个黑人的命。所有的人。白种男人想让我们死，要不就老老实实——其实那和死也没什么两样。白种女人也是一样。她们要求我们，这你也知道，‘随和’、有人性，而没有‘种族觉悟’。要我们除去在床上之外，应该俯首帖耳。她们喜欢床上的小小一块原始民族的缠腰布。但是，离开了床笫，她们就要求我们成为一个个单独的人。你对她们说：‘可是你们用私刑处死了我爸爸。’她们回答你：‘是啊，不过你比那些施私刑的人强多了，就忘掉那一切吧。’而黑种女人则需要你整个一个人。她们管这叫作爱情，叫作理解。‘你为什么不理解我？’她们无非是说：除去我之外，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别爱。她们说：‘要负责任。’可她们的意思是：别离开我到别处去。你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她们就要拴紧你的结绳。你要是告诉她们你要去海底，其实也就是去看一看，她们就会把你的氧气瓶藏起来。或者，你甚至不必去那么远的地方，就算买一把号，跟她说你想吹吹号，哦，她们喜欢这种乐声，但是要等到你在邮局找个八小时的工作之后。即使你这样做了，即使你顽固地、巧妙地做了，你终于攀到了珠穆朗玛峰顶，或是真的吹号吹得不错，真的不错，那也还是不够。你吹号吹得肺都要破了，她们还想听你用最后一丝气力说你怎么爱她们。她们要你全神贯注。你要冒点险，她们就会说你对她们不真心，你不爱她们。她们连你用自己的生命冒点险都不愿意，伙计，只是用你自己的生命，除非你在她们死后再去冒险。你甚至不能死在她们前面。要是一个人连选择如何而死的自由都没有，那他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

“没人能选择为什么而死。”

“可是你能，如果你不能，你也能拼命一试。”

“你这话太挖苦了。你要真那么想，你干吗要去玩弄那种数字游戏？总要保持种族比例永远不变？每次我一问到你这样做的目的，你就跟我大谈热爱黑人。现在你却说——”

“这事确实和爱有关。除去爱还能是什么呢？难道我要爱我批判的东西吗？”

“是啊，可是除去肤色，我说不出白种女人和黑种女人从我们身上要得到的有什么不同。你说她们都想要我们的生命，我们活跳跳的生命。可是，如果一个黑种女人被强奸和杀害了，为什么‘七日’要强奸和杀死一个白种女人呢？干吗要为黑种女人分忧呢？”

吉他歪着头，斜睨着奶娃。他的鼻翼微微一张。“因为她是我的。”

“是啊，就是。”奶娃并不想在声音里隐瞒他的不信任心理，“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想杀掉我们，只有黑种男人除外，对不？”

“对。”

“那么，为什么我父亲，一个长得挺黑的黑人，在我出生之前就要杀死我呢？”

“也许他以为你是小女孩；我不过是这么猜。可我不必对你说，你父亲是个非常怪的黑人。他要摘我们种的桃子，而我们却对此无能为力。他的思想、行为像一个白人。事实上，我很高兴你揭了他的老底。也许你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父亲辛辛苦苦地积攒起来的一切都让臭白人抢去之后，在他亲眼看见父亲让他们一枪打死之后，他怎么能一直卑躬屈膝地过日子？他怎么能如此爱他们？还有派拉特，她更差劲。她也亲眼看见了那一切，可是她却，第一，为了某种发疯的惩罚自己的目的，回去把一个臭白人的尸骨弄回来；第二，却把那家伙的金子留在原地。你说，这不是甘当奴隶又是什么？她穿上‘杰米玛’牌鞋子因为她觉得挺合适。”

“听着，吉他。首先，我父亲不在乎一个白种男人是活着还是吞了碱汁。他只想把他们的东西弄到手。而派拉特是有点发疯，不过，她只想把咱们俩从警察局放出来。要不是她机灵，咱们这两头蠢驴现在还在那铁门后边凉快哪。”

“那也只有我一条蠢驴命该如此。你是不会的。她想弄出去的是你，不是我。”

“别这么说，那有点不公平了。”

“不。我早已把公平也给放弃了。”

“可是对派拉特呢？何必呢？她对我们俩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可还是把咱们保出来了。为了咱们俩，她弯腰低头，装模作样。你看到她的面孔了。你长这么大，看过像她那样的面部表情吗？”

“有一次，就有过一次。”吉他说。他又想起了当那个白人递给他母亲四张十元美金时她那一副笑脸。眼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感激之情。还有别的。不是爱，而是一种爱的愿望。她丈夫让电锯劈成了两半，就这样被胡乱塞进了棺材。吉他听工人说，两半尸体根本就没有拼接在一起，而是把切口朝下，带皮的一面朝上，并排放在棺材里。两半尸体面对面，一边一只眼，互相看着。一只鼻孔可以吸进另一只鼻孔呼出的气。右颊对着左颊。右臂肘放在左臂肘之上。吉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他担心到了末日审判那一天，父亲被唤醒之时，睁开眼见到的第一样东西，不会是上帝庄严神圣的头部，甚至也不是那彩虹，而是他自己的另一只眼。

即使如此，他母亲还要对那人满脸堆笑，表示出爱的愿望，而那人恰恰对他父亲给永远一切两开负有责任。让他厌恶的，不是工头老婆的装神弄鬼，那是后来的事了，而是当时的事实：锯厂老板只字不提人身保险，只给了他母亲四十块钱，“帮你和孩子们渡过难关”。她高高兴兴地接过了钱，在葬礼当天给每个孩子买了一根大大的薄荷棒糖。吉他的两个妹妹和怀抱中的小弟弟舔着那骨白与血红两色的棒糖，可吉他做不到。他手里拿着棒糖，由它化了。他就这样整整一天拿着棒糖，不管是在墓地上，在葬礼晚餐时，还是在那个不眠之夜。别人以为他是小气鬼，拿他开玩笑。可是他既吃不下去也不想扔掉，最后，在屋子外面的厕所里，他让棒糖掉进了土粪坑。

“有一次，”他说，“就有过一次。”那阵恶心重又掠过心头。“危险就在这里，”他说，“挺大的危险。不要上那些肯尼迪的当。我来告诉你实情：我希望你爹说得对，东西还在山洞里。我真心希望你不要三心二意，一定要把它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