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时凑近前来问:“八叔,您有什么话,就对侄儿说吧。”

允禩紧紧地握着弘时的手,热切地说:“好侄儿,你手中一定要有兵权。没有兵,你就别想斗得过弘历!雍正现在已经坐稳了帝位,就是我活着,也动不了他一根汗毛。他就是在圣祖的最后时刻,让你十三叔抓住兵权的。要是你十四叔当时不在西疆,他能有这种局面吗?”突然,他的手松开了,他已处在了神志昏迷之中,口里还在轻轻地说着:“天意,天意啊……”

弘时很为八叔的话所感动,他想,雍正现在把繁重的政务交给自己,却把兵权给了弘历,难道他不是另有深意吗?眼见得几个太医慌忙地奔了进来,他对旷士臣和张熙说:“走吧,咱们也该走了。”

当天夜里,这位深孚重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的、康熙皇帝的八儿子,在昏黄的灯烛下,望着窗外的冷月,结束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死,他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他死后,许多曾经受过他恩惠的官员们,也还有人偷偷地在半夜里为他拈香祝祷,求上天赐福给他的子孙。但他毕竟是死了,而他苦心经营了一生的那个“八爷党”,也就随之消失,变成了人们永久的回忆了……

张熙目睹了八爷生前的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他就告别弘时三爷和旷士臣,回到了他的老家湖南永兴。此时,节令已近重阳,天高气爽,红叶满地,山染丹翠,水濯清波。湖南地处江南,气候温暖,更是竹树繁茂,云蒙雨洒,说不尽的初秋风光。张熙回到家里,顾不得身子疲倦,稍事修整、把旷士臣给他的三百两银子,留下二百两家用,便急急忙忙地赶去见他的老师曾静。

曾静今年已是五十多岁了,他听了张熙的经历,兴奋得脸上放光说:“好好,真不愧我教你一场,也不在你千里奔走。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又是大有可为呢?你真算得上是位好儿郎!”

张熙转脸看见师母已经端着饭走进来,连忙欠身站起来接过说:“谢谢师母。”便坐下来和曾静一齐吃饭,饭后师生又促膝畅谈。张熙对曾静说:“这次学生在北京和旷老师谈过几次,因不知老师有什么安排,所以说得不深。三阿哥事情太忙,学生看再多呆也没什么益处,就告辞回乡来了。”

曾静一笑说:“你是对的,何必一定要说透呢?”说着将两本书推到张熙面前,“这是我新刻的两本书,你拿去读读吧。旷士臣辅佐的是三阿哥,他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义兵揭竿而起的路子。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

张熙接过来一看,原来一本是《知新录》,另一本是《知己录》。便说:“察情而知己,温故而知新!老师,您真是好见地呀!”

曾静拈着胡子笑着说:“其实,这还不全是老生常谈嘛。《知新》这篇,我写的是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知己》篇则写的是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应为世人而作,我写的同样也是圣人的那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

张熙不言不语地看着时,曾静又说:“你刚走时我就向你说过,如今大清的气数已尽了。自古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一个暴君倒行逆施的。你看看现在的雍正,他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功臣,而他的政令却是一头儿栽培田文镜这样的酷吏,一头儿又压制杨名时等正臣。他自己车马宫室、锦衣玉帛的供奉着,还要聚敛天下之财。他这是在无分贵贱良莠,一网打尽地整治百姓啊!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能有好下场吗?”他历数雍正登基以来的种种虐政后又说,“你方才说得很对,要不是被张兴仁这样的人救了,你现在早已是身首异处了。所以,现今当务之急就是劝告岳钟麒起兵反正,这才是上上之策!”

张熙被他说得热血沸腾,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岳钟麒不敢进京述职,就是怕步了年羹尧的后尘。但他总是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呀,学生看,他这是举棋不定!老师说的事,宜早不宜迟。学生打算立刻就找他当面谈谈。”

“不不不,请稍安匆躁。劝岳钟麒举旗造反,可不是一句话的事啊!你能保证他不把你送上断头台吗?”

“那怎么会?他总还算是岳武穆的后世子孙嘛。”

曾静说:“自古以来,忠臣家里出逆子,你千万不能以此来衡量他。他如果自认为是汉家儿男,那当初就不会出来做官了。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他,再晓以大义,好生地写封信去。他怕的是雍正屠杀功臣,我们就从这上头下手。我这篇文章写不好,你哪里也不能去。”

张熙说:“老师,那你为什么还迟迟不肯动笔呢?”

“唉,我是在为你着想啊!你这一去犹如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凶多吉少啊!我已将近花甲,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的人哪!”

张熙慨然说道:“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家中也已作了安排。老师放心,我母亲也是位深明大义之人。”

他们这话说过七天之后,张熙与曾静洒泪而别。这一趟路,足有三四千里呀!张熙抱定了必死之心,也不计较路程的远近。他身上只带了四十两银子,其余全都留给老师,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便踏上了西去的漫漫长路。待他来到西宁时,早已是雍正七年的正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