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程通常平静顺利,但并非一概如此。比利时的“福熙号”拖网船接近英国海岸时,“莉达号”(Leda)驱逐舰赫然走出浓雾,撞上了它。“福熙号”立即沉没,把三百名士兵抛到海中。

阿布里亚尔上将和其他高阶军官搭乘的法国汽艇“VTB25号”听到呼救声,匆忙赶往现场。但是浓雾对所有船只一视同仁:“VTB25”撞上沉船残骸,推进器损毁,导致它无助地在海上漂漂荡荡。

最后,“麦尔坎号”驱逐舰出现了。海尔赛上校指挥若定,船组人员顺利救起一百五十名生还者,并且抛了一根绳索给“VTB25”。阿布里亚尔上将终于在上午六点左右,略为不光彩地被拖回了多佛。

大雾差不多在此时退去,但是并未对年轻的特里尔中尉有所帮助。这位法国中尉负责指挥“爱蜜莉德尚号”疏浚船,他彻底迷路了,而当他跟路过的船只询问方向,却听不懂对方的回复。他试着跟船,却在马加特外海撞上磁性水雷,轰然爆炸。船只在半分钟之内带着五百名士兵沉入海中。

克拉布兹上尉设法从沉船的残骸中脱困。上周他也跟着“美洲豹”驱逐舰落海,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他在水中载浮载沉,挣扎着浮出海面,听到同船的沃克斯上尉在喊他:“哈啰,哈啰!我们来唱歌吧!”

就这样,沃克斯突然拉开嗓子高唱《出征曲》——一首著名的法国进行曲[2] 。克拉布兹没心情加入,于是渐漂渐远。等到两人都获救以后,沃克斯责怪他没在海上唱歌:“在那种情况下,每个有情有义的水手都该那么做。”

他或许是对的。撤退舰队上的操作人员需要用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来鼓舞士气。“爱蜜莉德尚号”是第二百四十三艘折损船只,绝大多数船员都已濒临崩溃边缘。四日早上,阿布里亚尔上将在多佛城堡会见拉姆齐,双方同意是结束“发电机计划”的时候了。阿布里亚尔表示德军正逐渐逼近,法军已弹尽援绝,而留下的三万到四万名人员并非作战部队。他只有最后一点说错了:悲凉地站在敦刻尔克码头上的部队当中,包括几名最杰出的法国战士。

巴黎在上午十一点给予官方许可,下午两点二十三分,英国海军总部正式宣布结束“发电机行动”。拉姆齐终于从疲惫与压力中解脱。他开车北上桑威赤(Sandwich),打了一场高尔夫以示庆祝。总杆数七十八——绝对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成绩。

过去几天如此劳神费心,他甚至没有时间写信给“亲爱的玛格”,但她仍然不断送芦笋和姜饼过来。现在六月五日,他再次提笔:“这次援救行动令人惊叹,成果远超乎想象。”他试着描述他们的成就,但是听起来很尴尬,而且充满自我吹嘘。他是个落实行动的人,不擅于写信。他匆匆写下结尾:“无尽的爱,亲爱的玛格,你带给我无比的慰藉。”

除了解脱之外,拉姆齐也得到深刻的自我证明。他从未走出那段黯然无光的岁月,他跟贝克豪斯上将的决裂把他伤得太深。如今,敦刻尔克弥补了一切,如雪片般飞来的感谢信让他倍感窝心。

他珍惜每一封来函,包括他的理发师写来的信。不过最感人的,莫过于一封署名“伍德考克太太”的来信。她是英国大兵的母亲,与拉姆齐素未谋面:

我是《每日快报》的读者。今天在报上读到有关敦刻尔克的伟大功绩后,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写信对您表达感谢之意。我的儿子是成功逃出来的幸运儿之一。我还没见着他,但他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那样便已足够。我的小儿子约翰·伍德考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挪威伤重不治,所以您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感激。

六月四日晚上,丘吉尔前往下议院进行撤退行动报告时,全国上下已洋溢着感恩与解脱的氛围。议院座无虚席:民众旁听席、同侪旁听席和杰出访客旁听席上全都人头攒动。群众以雷动的欢声迎接他,然后心醉神驰地坐下来聆听这场罕见的演说——一场主要用于传达坏消息的演说,却让人萌生莫大希望与勇气。

他激昂的结语震动了整个议会——“我们会在海滩奋战,我们会在登陆场奋战,我们会在田野和街头巷尾奋战。”——然而最让敏锐的观察家感动的,是他以坦然的态度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新闻纪事报》盛赞这篇演说具有“坚定不移的坦承”。爱德华·默罗[3] 说它是“一篇诚实、鼓舞人心且庄严的杰出演说”。

这正是丘吉尔希望达成的效果。陆军的获救,绝不可让国家陷入欣慰的情绪,从此停滞不前。“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他提出警告,“不要为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

然而此刻,他的警告毫无效果。返乡士兵出乎他们自己意料,被视为凯旋的英雄,受到盛大欢迎。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五十八营的托德上尉,原本以为自己要面对阴沉而愠怒的脸色、可能充满敌意的群众,以及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相反地,迎接他的只有欢喜与感恩,仿佛英国远征军是胜利者,而不是败战之军。

当部队在拉姆斯盖特跌跌撞撞地上岸,城里的女人拿着热可可和三明治包围他们。戏院老板把他的香烟和巧克力全部发送出去。奥林匹亚舞厅的经理买下全城的袜子和内衣裤,发给有需要的士兵。布罗德斯泰斯(Broadstairs)的一家杂货店送出店里所有的茶、汤、饼干、牛油和乳玛琳。在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s),一位富有的苏格兰人买下城里的每一条毯子,全都运往拉姆斯盖特和马加特。

返乡士兵尽速搭上特别列车,前往英格兰及威尔斯各地的集结地点。各个部队将在这些集结地点休息、整编。当列车穿越乡间,民众聚集在沿线的车站站台上,拿更多香烟和巧克力送给士兵。伦敦郊区的窗户上悬挂床单做成的条幅,上头写着“孩子们,辛苦了”和“远征军,干得好”之类的话。儿童则站在十字路口挥舞着米字旗。

当一列“敦刻尔克专车”进站的时候,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的夫人正在牛津车站转车。在此之前,站台上的群众百无聊赖,对周围漠不关心。当他们看见疲惫的脸庞、绷带以及残破的制服时,霎时明白这些新来者的身份。群众争先恐后冲向车站的小卖部,为筋疲力尽的大兵送来大量食物和饮料。那天晚上,伊斯梅将军跟她说起撤退行动的成果,她回答道:“是的,我已亲眼见证了奇迹。”

“奇迹”——就是这个词。除了“奇迹”二字,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形容如此出乎预料、难以解释的命运逆转。丘吉尔在国会演说中,把它称之为“解救的奇迹”。朴次茅斯海军上将威廉·詹姆斯爵士(William James)写信给海军同僚时,只能“感谢上帝赐予敦刻尔克的奇迹”。戈特将军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敦刻尔克撤退行动无疑是一场奇迹。”

事实上,这段时间出现许多奇迹。首先是天气。英吉利海峡通常十分险恶,很少长时间不作怪,而撤退有赖平静的海象,在敦刻尔克的九天里,海峡一片风平浪静。老一辈至今仍津津乐道地说,他们从没见过海峡如此平静。

暴风雨一度似乎朝海岸直扑而来,最后却急转北上爱尔兰海峡。北风会激起汹涌的波浪,但是海上一开始吹西南风,后来转为东风。只有一个早上(五月三十一日)出现向岸风,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六月五日(结束撤退的隔天)风向转为北风,激起狂暴的碎浪拍打空荡荡的海滩。

在天上,云层、雾气和雨水似乎总来得恰是时候。德国空军曾三次集结(五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六月一日),预备对敦刻尔克展开全面轰炸。然而每一回,隔天都出现低矮的云层,导致德军无法进行有效的后续行动。德军过了三天才发现东面防波堤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因为西南方吹来了烟雾,为防波堤提供空中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