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仍在进行。黎副团长上午还要忙团里的事,先走了。萍萍换了衣服下来,急匆匆道:“我得去跑跑晓舟的工作。”

这两天,她跑了四五个文艺团体,标准被迫一级级降低。前天在省乐团碰了个硬钉子,那里的头儿说上海音乐学院将有十个名额的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此,他们一律不接收其他途径来的人了。昨天她又在省歌舞团碰了个软钉子,说是他们今后不打算发展西洋乐,如果不是大提琴而是大革胡,兴许可以考虑。接着是市歌剧团,他们正拼命提高票房价值,那位团长倒反问萍萍可否推荐一名会拳脚的女演员,他们最近排练的歌剧,主角是一位女侠,如果能荐出这一角儿,他们可以考虑将大提琴“搭进去”。那位团长苦笑着说:“这不是几年前啦,外国电影挤得我们快讨饭啦……”末了,蒙他指点,劝萍萍再到曲艺团问问。一

乔怡看着萍萍那不灵便的身子:“晓舟怎么放心你到处瞎跑,他一个男人倒坐等其成?”

“他不知道。我想跑成了再告诉他,让他惊喜一下。既然他离不开那把该死的琴,我就成全他吧。这两天,他没琴可拉,连话都懒得说,一下子老了十多岁似的……”萍萍嘘了一口气。

“可你也不能不顾死活呀,光挤汽车就够要你命了……”

她顾不上听乔怡把话说完就走了。边走边回头挤眼笑道:“求人的事,女的比男的效率高,你懂不懂?”

谁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萍萍和晓舟的幸福或许是由多种不幸因素合成的。

乔怡来到徐教导员的病床前,大约各种各样的检查折腾得他心力交瘁,他已睡着了。一个女护士轻声告诫她:现在是非探视时间,病房一律不留人。显然达娅就是被这位极其负责的姑娘撵走的。

“我只呆一小会儿,……我从外地来,明天就要走,恐怕没机会再来看他了。”

“二十分钟。别让护士长看见,不然要扣我的分了。”

乔怡蹑手蹑脚地坐在床边的方凳上。徐教导员躺在被子里,被子仍显得空瘪瘪的。窗外是难得的好太阳,但被摇来摇去的树影遮掩,使徐教导员的脸忽明忽暗。

他瘦了、老了,不,是更瘦更老了。他或许再也喊不出那种金属音色的口令了,他或许再也走不出以往那标准的步伐了,他或许再也不能领着鼓动组超过急行军的大部队,占领一块坡地说唱了。但他床下那双洗白了的毛了边的军用胶鞋,鞋带系得整整齐齐!衣帽挎包挂得那么有条理,仿佛这不是病房而是营房,仿佛一声紧急集合哨他还会戎装整齐地第一个到位。难怪啊,军旅生活几乎是他的全部阅历,统治着他的意识和下意识……

记得杨燹被专案组带走后,乔怡心如槁灰,她递交了复员申请。徐教导员不解地打量着她:“怎么,部队不好?”

乔怡把玩着军帽,摇摇头。

“那么为什么要走?”他伤感地问。

“部队……哦不,是我不适合留在部队!”

“不适合?”

“对。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想和别人一样,但事实证明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