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1/3页)

其他人的故事让我的记忆愈发地丰满起来。它们一起涌进我的脑海——不是挤作一团乱麻而是形成一条直线。每个记忆都串联着下一个记忆，铺就了约尼在恩德培的英勇献身之路。

“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在侦察营服役时期的战友也很难找到战争发生的确切地点。我们从拉法赫开车往北一点，到了瓦斯特交通大枢纽。道路连绵起伏，我们每进入一个较低路段的时候，低矮的石头墙围成的草地就消失在我们四周。在一个上坡路段还没有到达顶点的时候，朋友说：“就是这里了。”我们停下车，然后走了下去。

“叙利亚的突击队员就分布在这里，在道路的左边，”他解释说。“运送这些队员的直升机已经往东飞走了。”约尼的部队曾经被派遣到位于拉法赫的戈兰高地，防守那里的主要军事基地。而有一次，他的一个小分队发现有直升机在着陆。约尼一接到报告，就命令队员钻进半履带车——不能让叙利亚的士兵有时间集结。没过几分钟，差不多40人的队伍就在半履带车里各就各位出发了。在朝着敌方突击队员着陆的大致方位挺进的时候，约尼的部队遇见了一支戈兰尼步兵旅。他们刚刚与叙利亚人交战过并且有人员伤亡。约尼对叙利亚人的精确位置不是十分了解，然后就只前进了一点。在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约尼命令半履带车停下来，接着士兵跳下车。

我想起了几年前听过的一段故事。当时一位参战的侦察营年轻军官希埃·艾维特给我这样描述：“突然，他们开动非常猛的火力，而我们还站在半履带车旁边的空地上。幸运的是，我们卧倒后炮弹和子弹才从头顶呼啸而过。但是，一位军官被击中，后来因伤过重而牺牲。”23

站在这条路上，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那位吉迪恩·阿维多夫队友被击中的地方。当时，作为班长的他正要开始在该地区搜索叙利亚士兵。我的朋友说：“我们把他拖到路边的一个小壕沟，靠右边的位置放下，然后开始处理他的伤口。你必须明白，一些叙利亚人已经从稍近些的墙后面开火了。”我朝自己的左手边看去，发现不远处有很长一段石头墙，和路刚好平行。“而叙利亚人就在墙外的地面上埋伏着。”

在第一阵枪响之后，希埃加入到向石头墙冲锋的队伍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叙利亚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地攻击我们——他们有掩体，而我们在毫无防护的空地上……这真是非常糟糕。我能看见被击中的那位军官就在离我不远处。第一阵密集的火力过后，就没有太多的枪响了。接着就是一种令人心悬的感觉，这时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改变。我记得，自己开始有一种恐惧，真正的恐惧。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让自己终生铭记的场景。突然，我看见约尼非常镇定地爬起来，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用手向我们示意，赶快爬起来跟上他——我们所有人都胡乱找了一个掩体——然后他开始冲锋，就像在参加一个演习一样。站得笔直的约尼朝左右两边发号施令，并且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带着往日行动中的镇定向大家高呼。我记得，作为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当时我就想：该死，如果他那么做，我也不能服输啊。我爬起来开始投入战斗。”

在散落的石头和几近损毁的墙之间，我们穿过了那片空地。

希埃说：“我设法跟上他。同时，也被这场战斗弄得非常紧张。约尼告诉我要平静下来，然后问我弹药还有多少。我告诉他，我也所剩无几。我们刚才的子弹发射得太多了。他告诉我：‘你要消灭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枪一枪地放。这样精确度会更高。不要扫射。照我说的去做吧。’”

“约尼没有只顾着往前冲，而是深思熟虑之后再小心地推进。我们也按照这种方法前进，并对该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打败了他们。”巴鲁克·扎克曼在一堵墙后面被射杀，当时他正在约尼身边冲锋。我们准备寻找一个坦克炮台，当年那里据守着大约12名叙利亚士兵。虽然坦克炮台找起来有点难，但等我们最后找到它的时候，它看上去很矮，而且由于长年的腐蚀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看着这块土地，伫立良久。前面的高处，肯定是穆吉在那里打掩护的地方。正如他所说：“我到了山顶，感觉到地面有一点下沉，原来有士兵在那里开火。我向约尼高喊让他打掩护，我要把那个地方炸掉……我刚刚喊出叙利亚人在那里的时候，约尼就已经带着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们发起猛攻。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掩护他……镌刻在我脑海深处的一幅场景就是，约尼冲在最前面，8名士兵跟着他还击10名叙利亚突击队员，最后将他们全部消灭。这幅场景经常浮现出来：约尼一边射击、一边率领参战士兵向炮台猛冲。”

现在，我们离那条路有好几百英尺。我们转过身，在膝盖一般高的蓟草花里探路前行。在约尼和士兵们再次对那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叙利亚人，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钻进车里，依然很难勾勒出战斗的经过和最后的结局。侦察营死亡2人、受伤1人，而叙利亚的兵力差不多有40人被全部消灭。“如此近距离地被敌人的火力所围困，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兵力组织起来——这要归功于约尼，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成功了，”希埃说。“约尼的作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在书上见到过。”穆吉说。

约尼自己在战后的一份简报中总结了这次战斗。他在结尾写道：“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部队，按照最简单的原则来战斗，就会无往不胜……在战场的每一次转移都必须要重视火力的掩护……决定性的时刻会在敌人的情绪转向溃败的时候到来；冲锋的时刻会在敌人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的时候到来，因为恐惧会彻底摧毁一个人……而在此之前，敌人会继续谋划自己的行动并构成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

约尼从没有告诉我这次战斗的细节，而我也没有过问。只是有一次，听他发表了即席讲话：“可怜的叙利亚人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营遭遇，真是倒了大霉。”虽然没有跟他说起过，我想，他们更倒霉的是遇到了约尼。

约尼也没有把战斗的事情告诉过我们的父母。有一次，他跟父亲说：“你不能仅仅通过战斗的胜利就判断这个指挥官是优秀的。如果你愿意牺牲足够多的人，你几乎总能胜利。而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真正评判标准，就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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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约尼在战场上的同一个画面一再浮现。它描绘了约尼的恩德培之战，也就是约尼在1966年的人生第一场战斗，那时他只有20岁——这场报复性的突击行动是针对在萨姆的恐怖分子，当时的西岸地区还在约旦人的统治之下。“有些人看上去，”他在行动之后写道，“在炮火中已经无法认清现实，并且不知道那个当下自己真正在做什么。然而，也有一些人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专注性、一样的判断力、一样的求实精神，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比我平时感觉的更紧张。”

同样的画面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天深夜，那时他驻扎在位于朱迪亚的一座名叫古什·埃齐翁的山里。“我们打算进攻一个藏有恐怖分子的房屋，”博阿兹·巴伦回忆说。他是在约尼领导的突击营里服役的一名士兵。“我们连续4个或者5个晚上赶到那里，但没有得到展开攻击的批准。一天晚上，我们跋涉了12英里的山路才赶到那里……最后的那个晚上，对方驻扎在外面的哨兵突然发现了我们。我们只得躲在战壕里一动不动。约尼意识到，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然后，他独自一人越过石头墙，站在门口就开始一阵扫射……后来他表示，对我们进攻的方式不太满意，即使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战斗。5个恐怖分子只有2个毙命，而剩下的都逃走了……约尼那天晚上一直不说话，显得很孤僻。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再谈论此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是一目了然。”

概括起来讲，博阿兹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也是一位导师。一个伟大的导师，我觉得……甚至他教育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仅仅跟他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这个惩罚就足够了。”

我的思绪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游移；也许“导师”这个词，让我突然回想起约尼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士兵，那时约尼还是伞兵部队一位年轻的排长。“有一次自卫演习中，我们坐在防空洞里，”这名士兵回忆道。24“我们五个人必须分享彼此的战斗配给，而每次只能有两个人吃饭。我碰巧跟约尼一起吃饭。他非常饿。有那么一会儿，他就坐在一个肉罐头和豌豆罐头的前面只顾着吃，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普通士兵。可是，他也是坐在自己跟前的这位士兵的排长啊，这样狼吞虎咽或者吃得太多好像有点失态吧。我能看见他的身体在摇晃，这种吃相可以完胜一切。他吃的份额超出了一点。我发现他对自己吃多了显得有些尴尬。当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将他逮个正着然后给他提个醒。所以我问他：‘其他人怎么办？’他低下头说：‘如果你以后当了指挥官，不要这么做。’三四年之后，我们都成了指挥官。跟他坐在一起，我又提起了往日那件有趣的轶事。‘你还记得？’他问。‘我希望你不要吃队友的东西。’”

伞兵排的士兵是约尼的第一批队友，在当年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就分别了。后来，他们还见过一两次面。“每次新年我们都会聚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广场，到场的人经常都很多，”约尼的一位士兵说。“我们会找一家餐馆或酒吧，然后一直逗留到深夜。那些聚会的人群里，有约尼一个。他会跟我们推心置腹，把埋藏在心里的所有东西都倾诉出来……我们发现他对大家如此地情深义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

“那一刻，所有人都潸然泪下，大家愈发地激动，开始有点聊发少年狂。我们每年总是讲起同样的故事，重复同样的记忆……你能感觉，约尼是多么尽兴，也许这是因为他对大家有着更多的牵挂。到了后来，即使他升职了，他和属下的战友们的联系也并没有淡薄。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如果他不是特别熟悉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跟一个人关系特别亲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主动和这个人搭讪。但跟我们在一起，却恰好相反。他对世界上的事情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他自己。”

“最后一次聚会上，一位战友没有出席。约尼就不理解了。一个人怎么可以错过这样的聚会呢？他有什么理由不来？他不知道……他几乎就要去把这个人抓回来。我们跟他说：‘算了吧，他的亲人过世了。’约尼就是不相信。”

“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忍离开，他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觉得跟战友们待在一起太开心了……他跟我们一起喝酒，一起胡闹。而经常在离开之前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会待在一边打会儿盹。然后，他起身来到大家跟前说，‘兄弟们，保重’，接着就消失了。”

“最后一次，他的确手舞足蹈疯玩了一整晚，完全是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有一加仑酒壶装的威士忌，在酒喝光之前没有人可以离开……他是唯一可以倒酒的人。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最后，酒壶喝了个底朝天。临近早晨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去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甚至没有和任何人握手道别，只是在远处挥着手说‘再见了’。他走了，带着无限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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