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打电话时,我们经常会谈到那些死去的人,也会提到还活着的人。

她的父亲费尔南多去世了,过了没几个月,农齐亚也死了。这时候莉拉和里诺搬到她以前出生的那套房子里去了,那房子是之前她掏钱买的,但现在她的弟弟妹妹认为那是父母的财产,他们也想分一部分,这让她不胜其烦。

斯特凡诺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也死了。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叫救护车,他就面朝下倒下去了。玛丽莎和几个孩子离开了城区,尼诺终于出手帮助了她,他不仅在克里斯皮街上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给她找了一个秘书的职位,还给她钱让她供几个孩子念大学。

还有一个我从来都没机会认识的人也死了,那是我妹妹埃莉莎的情人。她离开了城区,但她、我父亲还有我的两个弟弟都没有告诉我。我从莉拉那里得知她去了卡塞尔塔,她认识了一个律师,是一个市政府顾问,她又一次结婚了,但她没邀请我参加婚礼。

我们会聊到这些事情,她会跟我说城区所有的新闻。我跟她谈论我女儿、彼得罗的事,彼得罗现在和一个比他大五岁的同事结婚了。我会跟她说我正在写的东西,还有我在出版社的经历。只有一两次,我会问我最关心的问题:

“假如有一天,你写点什么东西——这只是一种假设啊,你会不会给我看?”

“类似于什么样的东西?”

“任何东西,里诺说你一直待在电脑前。”

“里诺是在胡说。我在上网,我想看看电子产品的新动向,这就是我做的事情,在电脑前,我不写东西。”

“你确信吗?”

“当然了,我有没有回过你的电子邮件?”

“没有,你真让我生气。我一直给你写邮件,你从来都不给我回。”

“你看到了吗?我从来都不给任何人写邮件,包括你。”

“好吧。假如你写了什么东西,你会让我看吗,你会让我出版吗?”

“你才是作家啊!”

“但你没回答我。”

“我回答你了,但你假装不明白,要写东西,需要渴望留给后世一些什么东西,我连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我从来都没有像你那么强的生活欲望。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假如我能把自己删除了,我会更高兴的,我怎么可能会写作呢。”

她经常说想把自己删除掉,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之后,这成了她的一个开玩笑的口头禅。那当然是一个比喻,她喜欢这个比喻,在不同的情况下她都使用过这个比喻。在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里,我从来都没听她说过她想自杀,即使是蒂娜失踪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自我删除是一种听起来很美的计划,”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了,电脑看起来是那么干净,但实际上很脏,非常脏,你不得不到处留下痕迹,就像你不停在身上拉屎撒尿一样,但我不想留下任何东西,我最喜欢的键是删除键。”

这种狂热的想法在有些阶段非常真实,在其他时候没那么较真。我记得关于我的知名度,她说了一些很阴险的话。她有一次说:“唉,为了一个名字,生出多少事儿啊!出不出名,那只是用一根小绳子绑着装着血肉、语言、屎和小心事的袋子。”这时候,她一直在开我的玩笑:“解开绳子,埃莱娜·格雷科的那个袋子还在,同样管用,当然有些马马虎虎,没有成就,也没有过错,直到袋子破裂。”心情最糟糕时,她会苦笑着说:“我想把自己的名字解开,拆散,丢掉,忘记。”但其他时候,她会放松一些。比如说,我给她打电话,就是想让她跟我说说她写的东西,尽管她矢口否认她在写东西,竭力回避这个话题,但我觉得我给她打电话时,可能是她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发现她有点忘乎所以,她又说了她的虚无主义思想——那些伟大的人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生来就有那些品质,那有什么可说的,那就像在抽签时抽到好签,那有什么可欣赏的,但她表达地绘声绘色,充满想象力。啊,假如她想的话,她对语言的运用太自如了。她好像有一种秘密意图,想抹掉所有事情的意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她开始让我很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