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早上,主编给我打了电话,一张口就说了很多好话。

“这个阶段,你文思如泉涌啊!”他说。

“这是我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写的。”

“能看出来你的文风,但比之前更好了,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拜托你让萨拉托雷教授看看这篇文章,这样他就明白,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文采飞扬、激动人心的文字表现出来。”

“我已经不再和尼诺见面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状态才这么好。”

我没笑,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律师是怎么说的,他的回答却让我非常失望。主编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进监狱,哪怕是一天。但你要知道,索拉拉兄弟是很难进监狱的,尤其是就像你说的,他们已经渗透进地方政治,可以买通任何人。我觉得很虚弱,双腿发软,我失去了信心,我想莉拉一定会很生气。我有气无力地说:“他们要比我写得更糟糕。”主编感受到了我的失望,尽量想让我打起精神,他接着赞美了我在那篇文章里投入的激情。但结论还是一样:凭我手头的东西,很难把他们摧毁。最后让我惊异的是,他让我不要把那篇文章搁置起来,而是要把它发表。“我打电话给《快报》,”他提议说,“假如在这个时候你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对你、你的读者和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你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意大利,实际上要比小说里讲述的还要糟糕。”他说,他要重新咨询一下律师,想知道如果发表这篇文章我们会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风险,需要删除或者修订什么。他想征得我的同意。我想,当时吓唬布鲁诺·索卡沃时,事情是多么简单,我很坚定地回绝了。我说:“我会又一次被起诉的,不得不陷入一大堆麻烦——出于对几个女儿的爱,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得不想到,法律对于害怕它的人管用,对于打破它的人却没用。”

我等了一会儿,才打起精神去找莉拉,一字不差地跟她转达了编辑的话。她很平静,打开电脑看着那篇文章,但我觉得,她没有重读那篇文章,她在盯着屏幕思考。然后她用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问我:

“你信任这个主编吗?”

“是的,他是个好人。”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发表这篇文章?”

“发表有什么用?”

“把事情讲清楚。”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谁清楚了?你,我,还是主编?”

她很不高兴地摇了摇头,冷冰冰地说她要工作。

我说:

“等一下。”

“我很忙。没有阿方索,这里的工作很麻烦。你走吧,拜托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