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在我原本已经复杂的生活里,同时发生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儿。尼诺主持的研究中心受邀去纽约参加一场非常重要的活动;另外,波士顿的一家小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那本小书。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让我们可以去美国旅行一趟。

经过再三犹豫、再三讨论和争吵之后,我们决定给自己放个假。但出去两个星期时间,谁照顾黛黛和艾尔莎呢?我自己都很难管好她们:我给几本杂志写东西,做翻译,还要在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中心参加辩论会,要为我的新书做笔记,我那么忙碌,加上两个孩子,的确是越来越难了。通常我都会找米雷拉——尼诺的一个学生,人很可靠,要的钱也不多。假如她没空的话,我就让安东内拉来照看她们,安东内拉是一个女邻居,有五十多岁,是一个很能干的母亲,孩子已经大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想让彼得罗照顾她们一段时间,但他说,那段时间照顾她们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不太可能。我分析了一下我的处境(我和阿黛尔已经没有联系了。马丽娅罗莎离开了米兰,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我母亲现在生病了,她很脆弱。埃莉莎对我充满敌意),我觉得,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彼得罗对我说:“你问问莉娜,过去,她让你帮她照顾儿子,照顾了好几个月时间,你让她帮你看一下孩子,也是应该的。”我很难做决定,我一方面想象着,尽管她有很多工作,她还是会表示愿意照顾她们,但她对待我的两个女儿的态度,就像她们是一身毛病,有各种要求的娇小姐,她会折磨她们,会让詹纳罗看着她们。但我心里最隐秘的地方认为——可能这个想法比第一个想法更让我厌烦——那就是,我认为她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会精心照顾她们,让她们开心的人。我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这促使我给她打电话。我充满忧虑、绕来绕去说了很久之后,让我惊异的是,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你想什么时候把她们送过来都行,你忙你的事情吧,照顾多久都没事儿。”

尽管我跟她说,我要和尼诺一起出发,但我把孩子交给她,千叮咛万嘱咐时,我从来都没有提到过尼诺。就这样,一九八〇年五月,虽然我有很多顾虑,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出发去美国了。对于我来说,这场旅行异乎寻常。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在打破界限,我在大洋上飞行,面对整个世界,感到一种激动人心的狂喜。当然,那两个星期非常辛苦,而且花费巨大。那两位出版了我的书的女士,虽然她们没有钱,但还是对我这趟旅行慷慨解囊。至于尼诺,他报销来回机票都很难。无论如何,我们都很幸福,至少是我,我从来都没有像那几日那样舒心过。

那趟旅行回来,我很确信自己怀孕了。出发去美国之前,我已经有些怀疑了,但我从来没有跟尼诺说过,整个旅行,我都在暗自品尝这一巨大的欣喜,这种可能性。当我去接两个女儿时,我已经很确信自己怀孕了,我感觉自己充满活力,几乎要对莉拉坦白这件事儿。但像往常一样,我放弃了。我想:对于她来说,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我之前已经否认了我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无论如何,我都兴高采烈的,好像我的幸福感染到了莉拉。她看到我也很高兴,感叹了一句:“你真美啊!”我把给她、恩佐还有詹纳罗的礼物拿给了她。我非常详细地跟她讲述了我看到的城市、见到的人。我说,在飞机上,我透过云层上的一个洞,看到了大西洋。美国人都很开放,他们不像德国人那么拘谨,也不像法国人那么傲慢。即使你英文说得不好,他们也会耐心地听你说。在餐馆里,大家都在大声嚷嚷,比那不勒斯还要吵,如果拿诺瓦拉大街上的摩天大楼和波士顿或者纽约的摩天大楼相比,你会发现,诺瓦拉街上那栋根本算不上什么。美国的街道都是编了号的,而不是用一些大家都不记得的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从来都没提到尼诺,从来都没说到任何和他相关的东西,还有他的工作,我讲到美国时,就好像是我一个人去的。她很专心地听我说,问了一些我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最后她很诚恳地赞美了我的两个女儿。她说,她们相处得很好。我感到很愉快,几乎要脱口而出说我又怀孕了,但莉拉没有给我机会。她很严肃地嘟哝了一句:“你现在回来真是太好了,莱农,我刚得到一个好消息,我想马上告诉你。”她也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