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和我公公婆婆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但从来都没有变成一种公然的鄙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向我表示,假如我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我应该把黛黛和艾尔莎交给他们来抚养。

当然,我不同意。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愤怒中度过,没有一天不想着把我的两个女儿带走,去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去任何地方,而不是待在那个家里。但我很快就放弃了,我推迟带她们离开的日子,因为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跟我的想法作对。比如说,尼诺打电话给我,我没办法拒绝,我总是去他说的地方找他。还有,我的那本新书在意大利也掀起了一股小小的浪潮,尽管那些大报纸都没有谈论它,但它还是赢得了一批读者。因此,我要参加一些读者见面会,再加上要和情人见面,都让我不得不和两个孩子分开。

我很难和她们分开,我能感受到她们审判的目光,我很痛苦。尽管如此,但我一坐上火车,当我学习时,当我准备公众讨论时,当我想象着马上要和尼诺会面时,我都会感觉有一种快乐在我内心沸腾。我很快发现自己逐渐适应了同时感受到幸福和不幸,就好像这是我新生活的一种常态。当我回到热内亚,我会感到很愧疚,黛黛和艾尔莎已经很习惯那里的生活了,她们都开始上学了,而且有自己的玩伴和所有她们需要的东西,她们已经完全独立于我了。但我一离开,那种愧疚感就会变弱,成了一种轻微的不适。这两种情绪的波动让我觉得自己很卑微,我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对于尼诺的爱,他的光辉会使黛黛和艾尔莎黯然失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屈辱的事。虽然如此,莉拉的那句话还回响在我耳边:“你要想想,你会给你两个女儿带来多大的伤害!”在这个阶段,我一想起这句话,就会陷入一种不愉快的情绪里。我出去旅行,居无定所,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想起了我母亲对我的诅咒,她的话和莉拉的话混合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莉拉,她们一直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存在,但在那些无法入睡的夜晚,她们常常会站在一条战线上。我感觉她们对我充满敌意,她们不赞同我的新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这说明我终于成了一个独立的人,但我要一个人面对那些困难,我感到很孤单。

我试着和我的大姑子建立联系。她像往常一样热情,她在米兰的一家书店组织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来推广我的新书,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对于我的那本书,他们要么非常赞赏,要么提出了尖锐批评。因为有几个人的姿态和我完全不同,刚开始我非常害怕,但马丽娅罗莎用一种充满权威的语气说了几句,我意外地发现,她能以一个协调者的身份出现,能协调赞同方和反对方的观点。她会采用这样的措辞:“这不是格雷科女士想说的……”最后我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尤其是她的。

晚饭之后,我去她家住。我在她家里看到了弗朗科,也看到了西尔维亚和她儿子米尔科——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有八岁了,我把他长得像尼诺的地方都记了下来,甚至是一些和尼诺很像的性格特征。我从来都没有对尼诺说过,我认识这个孩子,我决定永远都不提这件事。但整个晚上,我一直都在和他说话,和他玩儿,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宠爱他。在我们混乱的生活之中,我们自身有多少碎片会崩裂开,这些小孩就像是我们迸裂掉落的碎片。在米兰有这个孩子,在热内亚是我的两个女儿,在那不勒斯是阿尔伯特。我忍不住和西尔维亚、马丽娅罗莎、弗朗科谈到了这些散落在四处的孩子,我分析这些事儿,表现得很客观冷静。实际上,我可能期待着,我的前男友能用他通常的方式,说出一些鞭辟入里的话,用他犀利的语言陈述现在,展望未来,让我们理清思绪。但是,他是整个晚上最让我吃惊的人。他说,历史的这一页快要翻过去了,从客观上来说——他说“客观”这个词时,语气里充满了讽刺——革命的一季现在已经日薄西山了,而且会把曾经作为风向标的阶层全部抹去。

“我不觉得。”我提出了反对,但只是为了挑衅他,“在意大利,一切都很活跃,充满了斗争精神。”

“你不觉得,那是因为你对自己很满意。”

“才不是,我很抑郁。”

“那些抑郁的人不会写书,那些幸福的人、旅行的人、恋爱的人才会写书,他们说呀说,说呀说,他们确信自己说的话都会派上用场。”

“是这样吗?”

“是的,那些话真的会派上用场,但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其余时候,只需要随便说说,信口开河,就像现在,要么假装一切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假装?你是一直都掌控着一切,还是在假装?”

“为什么不呢?假装一下很正常。我们想搞革命,就搞了革命,我们在混乱之中,也发明了一种秩序,我们假装知道事情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你是在做自我批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