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肉食品的上市量不足以满足居民的食欲,可怜的政府又能怎么办? 在正常的日子里——当政府能够控制局势时——这个问题不会浮上水面,商店里有什么,人们就吃什么。然而在时局最动荡的关口,在1985年夏天,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同题,不管哪个政府都不能允许自己继续奢侈而不管老百姓的食品供应。

我们做了许多努力。先是将干肉块送到不满呼声最高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在晚间接到报告,说有人在格拉斯哥挑唆闹事,煽动示威,运肉的货车立即连夜上路。只是,肉食品刚在那里上市,利物浦又发来急电,说制服厂的工人——他们也是平民百姓!——怨声载道。要在从前,我们直接对居民区发动空袭,但自从签署了和平协议,我们不能再拥有空军。货车从利物浦再奔曼彻斯特,那里的矿工也急需安抚。后来,事情差一点适得其反,鲜肉在半路上变质了。人们挨饿挨了几十年,现在好像被贿赂了似的,狂热地要求吃肉,吃肉!

尽管《时代》发动了巨大的宣传攻势,鼓吹素食的生活模式,但是再怎么宣传也无济于事,当时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媒体。

的确,有几项措施我们做得很成功。我们将胜利牌沙丁鱼重新包装,分成“公民早餐”、“公民午餐”、“公民晩餐”三种名称投入市场。正因如此,整个伦敦到处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儿,我们都不出门上街。最要命的是,那些身穿便衣在街上执勤的精保局人员不得不吃沙丁鱼罐头,以防自己由于没有鱼腥味儿而暴露身份。

我们采用各种细腻的手段,试图减少外围党党员的部门。“夏季肉食品危机” 提醒了我们,电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监视居民,还可以转移他们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我们播放的电视节目要以娱乐为主。本来我们计划播放英国老电影,遗憾的是,所有的电影拷贝早在60年代就已经全被销毀了。幸好,我们找到了1958年到1960年的节目脚本。于是,在8月份的每天晚上,都有一位漂亮的女演员给观众讲述电影梗概。有的时候,一晚上能在音乐的背景下一口气讲十几个电影故事。尽管那都是些令人生厌的作品<sup>[1],但我们可以保证,观众或多或少能得到些满足,至少在那几个小时里不会闹事。

毫无疑问,我们也想到了通过为琼斯、阿伦逊和卢特弗德举办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来安抚民心,反正他们也是被无辜处死的。(无辜? ——读者都知道他们所持的观点! )然而,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担心葬礼上会无缘无故地聚集太多的民众。因此,我们用一个小范围的纪念会取代了葬礼<sup>[2],并且邀请那些尚且健在的革命老将们出席。庄重、感人的活动之后,我们在灵堂门口给每位出席者手里塞了二两肉馅。

[1]例如8月10日的节目表里有法国片《我的妻子是公主》、美国片《七个狙击手》和意大利片《偷自行车的人》。——历史学家批注

[2]这三个人的安葬直到1986年才借纪念英国大罢工60周年之机,得以在海格特墓地置重举行。他们的墓与马克思家族为这一纪念日所修的纪念碑只有一步之遥——历史学家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