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在我到酒店工作的第三天，人事经理把我叫了过去。他平时对我说话都挺和颜悦色的，那天却毫不留情面：

“你，就是你！马上把你的小胡子给刮了！我的上帝，谁听说过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的？”

我正要表示抗议，他就打断了我，“洗碗工还留小胡子，真是胡扯！要是明天我看到你胡子还在，你给我当心点！”

回家路上，我问鲍里斯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耸了耸肩膀。“你得按他说的做，哥们儿。酒店里除了厨子，没人留小胡子。我还以为你已经注意到了。为什么？没为什么，这就是规矩。”

于是我明白，这是约定俗成的，就跟穿晚礼服不能配白领带一样，于是我刮掉了胡子。后来我才弄清楚这规矩的缘由，因为高级酒店里的侍应都不留胡子，他们为了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便勒令洗碗工也不能留胡子，而厨子留偏要胡子，以显示他们对侍应的不屑。

这就多多少少体现了酒店里微妙的等级制度。我们总共有大约一百一十名员工，等级划分就跟部队里的军衔一样细致。厨子和侍应比洗碗工高一等，如同上尉比列兵军衔高一样。经理是至高无上的，想炒谁就炒谁，厨子也不例外。谁也没见过老板，我们对他仅有的认识，便是准备给他的饭菜得比给客人的都精心。旅店里所有的纪律都靠经理维持，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总是四处巡查看有没有人偷懒，但是我们对付他还是绰绰有余的。酒店里有一套完善的服务拉铃系统，全体员工拿它当作通风报信的工具，一声长，一声短，两声长，意思是经理要来了，一听到这样的信号，我们就立马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

经理下面一级是侍应领班。他不用伺候客人，除非是勋爵一类的人，他负责指挥侍应，并协助采购食品。他拿的小费加上香槟公司给的回扣（他退回一个瓶塞可得到两法郎），一天下来能有二百法郎。他并不怎么跟其他员工待在一起，有单独的用餐间，桌子上摆着银质餐具，还有两个穿着干净的白色短上衣的学徒伺候他。比侍应领班略低一级的是厨师长，一个月能领五千法郎。他在厨房吃饭，但是可以自己独享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厨师学徒专门服侍他用餐。再接下来就是人事经理，他一个月薪水只有五百法郎，但是他穿黑色外套，不用干体力活，还能解雇洗碗工处罚侍应。再下一级就是一般的厨师，每个月薪水从七百五十法郎到三千法郎不等。厨师下面是侍应，除了为数不多的底薪，每天还能挣大约七十法郎的小费。之后是洗衣女工和做缝补活儿的女工，侍应学徒次之，他们不能拿小费，但是每个月有七百五十法郎工钱。之后才是洗碗工，每个月也是七百五十法郎。然后是女佣，一个月五六百法郎。最末才轮的上我们这种在备餐间干活儿的，一个月才五百法郎。我们这些人就是这间酒店里最底层的渣滓，没人正眼瞧我们，谁都不拿我们当回事。

还有许多分工不同的员工，有办公室文员，人们管他们叫信使，还有仓库保管员、酒窖管理员、搬运工人、门童、制冰工人、面包师、守夜人和门房。不同种族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办公室文员、厨子和缝补女工都是法国人，侍应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巴黎几乎没有法国侍应这回事），洗碗工则涵盖了欧洲能发现的所有人种，就差阿拉伯人和黑人了。法语是通用语言，连意大利人互相交谈都用法语。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巴黎所有的酒店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把碎面包以八苏一磅的价钱卖给面包房，把泔水低价处理给养猪的，卖的钱由洗碗工平分。偷窃现象也很严重。侍应都偷吃的，实际上我几乎没见过哪个侍应会吃酒店提供的食物，厨子在厨房偷得更厉害。我们在备餐间偷喝茶和咖啡。酒窖管理员偷白兰地酒。酒店规定侍应不准存烈酒，要是有客人点，就得去酒窖管理员那里领。酒窖管理员每倒一杯酒，就会偷偷盛出大概一茶匙，时间一长就攒下不少。要是他信得过你，你花五苏就能在他那里喝上一大口那些偷来的白兰地。

员工当中也有小偷，你要是把钱落在外套口袋里，一般来说就都没了。门房负责给我们发薪水，搜我们的身，看谁偷了食物，但其实他才是整个酒店里最大的贼。我每个月只挣五百法郎，这家伙能在六周内骗走我一百一十四法郎。当时我要求酒店每天付我工资，所以门房每天晚上给我十六法郎，周日不给钱（当然本来是应该给的），这样就有六十四法郎进了他的口袋。另外，有时我周日加班，照理来说能多拿二十五法郎，而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么回事儿。这钱门房也没给过我，算下来就又是七十五法郎。直到最后一周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坑了，而我手里没有证据，所以只赔给我最后那个周末的二十五法郎。脑子不够灵光的员工都被他这招给算计过。他说自己是希腊人，但其实是亚美尼亚人。认识了他之后，我才明白还是老话说得好，“相信毒蛇也别相信犹太人，相信犹太人也别相信希腊人，相信希腊人也别相信亚美尼亚人。”

侍应里也有不少怪人。有一位年纪轻轻的绅士，上过大学，原本在一家商行里工作，收入颇丰。结果染上了花柳病，工作丢了，居无定所，现在当上了侍应，自认为已是万幸。很多侍应都是偷渡到法国的，有一两个还是间谍——不少间谍都靠做侍应当掩护。有一天，侍应用餐的餐厅里发生了可怕的争吵，吵架的是莫兰迪和另一个意大利人。莫兰迪两个眼睛分得很开，看面相绝非善类。吵架的缘由似乎是因为，莫兰迪跟那个男人的情妇有一腿。那个意大利人有些软弱，而且显然他很怕莫兰迪。他含糊不清地对着莫兰迪放狠话。

莫兰迪讥讽他：“好吧，那你要怎么着？我睡了你的女人，还睡了三次，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干嘛，嗯？”

“我要向秘密警察揭发你，你是个意大利间谍。”

莫兰迪没有否认。他只是从燕尾服口袋里摸出一把剃刀，在空气里快速地比划了两下，就像在划别人的脸一样。很快另一个侍应就把刀拿走了。

我在酒店里见过的最奇怪的家伙，是一个“编外人员”。有一回马扎伊尔人生病了，那个家伙来替他的班，一天二十五法郎。他是塞尔维亚人，二十五岁上下，身材结实，反应很快，能说六种语言，包括英语。他仿佛了解酒店里全部的工作，从早上到中午，他干活儿勤恳的像个奴隶。然后，时针一指到十二点，他的脸就拉了下来，开始偷懒偷酒喝，最后甚至放肆到极点，公然叼个烟斗到处溜达。抽烟自然是不允许的，发现了要受重罚。消息传到了经理那里，经理火冒三丈，亲自跑下来审问这位塞尔维亚人。

“你他妈的抽烟到底是什么意思？”经理咆哮道。

“你他妈的拉这么个长脸又是什么意思？”塞尔维亚人平心静气地答道。

我没法形容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多大。如果一个洗碗工敢这么跟厨师长说话，一定会被劈头盖脸地浇一锅热汤。经理立马就说，“你卷铺盖滚蛋吧！”于是下午两点，塞尔维亚人领了他的二十五法郎，如愿以偿地被炒了。在他走之前，鲍里斯用俄语问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塞尔维亚人如是说：

“哥们儿，你得这么看，只要我干到中午，他们就得付我一天的工钱，不是么？那是法律规定。既然拿到钱了，还有什么必要干活儿呢？所以我跟你说，我到一家酒店当个临时工，老老实实工作到中午，然后十二点一到，我就开始故意滋事，他们没办法就只能炒了我。干净利落，不是吗？一般刚十二点半我就被炒了，今天拖到了两点半，不过无所谓，还是省了四个小时。唯一的麻烦就是一家酒店没法干两次。”

看起来，他在巴黎一半的酒店和饭馆都玩过这一招。这把戏在夏天大概还是比较容易得逞，不过酒店对这类人有所防范，通常还会有一份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