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2页)

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那是个英勇无比的团啊！1912年我去视察过。顺便说一句，我不幸把皮夹落在家里了。我知道，一个俄国军人肯定会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应有三百法郎，他会如数奉上，当然这笔钱以后再也要不回来。公爵就这样弄到不少钱。或许侍应们并不在乎被骗。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儿听说了个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挣到钱。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人总是爱国的，不过——摩西不是还说过掠夺埃及人的话吗[1]？作为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反对挣共产党人的钱吧？”

“不，当然不会。”

“嗯，好像巴黎有个俄国秘密社团，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到咱们。他们是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社团，与流亡的俄国人保持联系，想让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社团，他觉得如果咱们过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忙。”

“但他们能怎么帮咱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重点就是这个。他们似乎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他们需要写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或许他们会雇你写文章。”

“我？但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他妈的！他们也不懂。谁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从英文报纸上抄下来就行。不是有《每日邮报》吗？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邮报》是保守党的报纸。他们讨厌共产党。”

“哦，那就照《每日邮报》的内容反着写，那样就没问题了。我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我的朋友。也许能挣几百法郎呢。”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察对共产党盯得很紧，尤其是外国来的，而且我已经被怀疑了。几个月前，一个密探看到我从一家共产党的周报的办公室里出来，于是警察给我找了不少麻烦。如果给他们逮到我去了这个秘密社团，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可是这个机会很好，不容错过。那天下午，鲍里斯的朋友——也是个侍应，来带我们去了集会地。我不记得街名了，不过那是一条破落的街道，从塞纳河岸边向南延伸，离下议院不远。鲍里斯的朋友要我们倍加小心。我们假装随意在街上闲逛，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那个门——那是家洗衣店——然后再逛回来，密切留意所有窗口和咖啡馆。如果这里被发现有共产党出没，很有可能会被监视，我们打算一旦看见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鲍里斯很享受干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记了他将要跟杀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确认安全无事后，我们迅速钻进门。洗衣店里有个法国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些“俄国绅士”在天井对面的楼梯上。我们登上几段黑暗的楼梯来到一处楼梯平台。一个体格强壮、一脸阴沉的年轻人站在楼梯上端，他头上发线很低。我上去的时候他狐疑地盯着我，伸开双臂拦住去路，用俄语说了些什么。

“口令！”看到我没应声，他严厉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