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2页)

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停了。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一个学生懒得上课，就解雇了我。另一个则毫无预警地从宿处消失，还欠了我十二法郎。我只剩下三十生丁，烟也没了。整整一天半我既没东西吃也没烟抽，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我把剩下的衣服装进皮箱拿到当铺去。这样我就不能再装自己还有钱，因为我不能不征得F太太同意就把衣物都带出旅店。然而我记得，当我跟她打了招呼而不是偷偷带走衣物时，她非常惊讶。在我们这一带，躲债夜逃是常见的伎俩。

那是我第一次进法国当铺。走过宏伟的石头大门（当然了，上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在法国他们甚至把这个写在警察局门上），进入一个像学校教室一般又大又空的屋子，只有一个柜台和几排长椅。四五十个人在里面等着。人们把典当物递到柜台里然后坐下。过一会店员估好了价就会叫：“某某号，五十法郎成吗？”有时候只有十五、十甚至五法郎。不论多少钱全屋都能听到。我进屋的时候店员正在挑衅地叫道：“八十三号——过来！”还吹了个口哨做了个手势，就像是在叫一条狗。八十三号走到柜台前，他是个长着胡子的老人，穿着一件扣到脖子的大衣，裤脚磨破了。店员一言不发地把他的包扔过柜台——显然是一钱不值。包裹掉到地上散开了，露出四条羊毛男裤。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可怜的八十三号把他的裤子收拾起来，蹒跚着自言自语地走出去。

我要当的衣服加上箱子，买来时花了我至少二十英镑，现在还很新。我觉得现在肯定值十英镑，而十英镑的四分之一（你只能指望当铺会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两百五十或者三百法郎。我毫无压力地等着，指望能至少拿到二百法郎。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的号码：“九十七号！”

“在，”我答应着站起来。

“七十法郎？”

值十英镑的衣服只出价七十法郎！但争论是没有用的，我曾看到有人想争辩，店员马上就拒收典当物。我拿了钱和当票就走了。现在我除了身上穿的肘部磨破、当不出去的大衣和一件衬衫之外，什么衣服都没有了。后来我得知要下午去当铺才对，不过为时已晚。店员都是法国人，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们在吃午饭之前总是脾气很坏。

我回去的时候F太太在酒馆扫地。她走上台阶迎接我，从她的眼睛里我能看出她很担心我的房租。

“那么，”她说，“你那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吧？”

“两百法郎。”我立刻说。

“天哪！”她惊叹道：“那真不错。那些英国衣服肯定很贵！”

这个谎言省去了很多麻烦，而且奇怪的是，它后来成真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之前为报纸写文章得到的两百法郎稿费，虽然很心疼，但我还是把钱一分不差地交了房租。所以，尽管接下来的几周我差点饿死，但至少还有容身之所。

现在必须得找活儿干了，我想起一个朋友鲍里斯，他是个俄国侍应，有可能会帮我。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家医院的公共病房里，他在治左腿的关节炎。他说如果我有麻烦随时都可以去找他。

我得先介绍一下鲍里斯，因为他是个怪人，而且我们交情很不错。他大概三十五岁，是个高大威猛的男人，曾经很英俊，不过因为卧病在床而变得极胖。就像大多数俄国流亡者一样，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冒险经历。他那在革命[1]中被杀的双亲曾经很有钱，战时他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团服役，据他说那是俄军最好的团。战后他先是在一家毛刷厂工作，然后在巴黎中央市场做搬运工，后来又成了洗碗工，最后才做了侍应。生病之前他在斯克莱伯酒店工作，每天能挣一百法郎小费。他的志向是做到侍应领班，攒够五千法郎就去右岸开一家精品小餐厅。

鲍里斯总是说战时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他酷爱战争和军事，读过无数战略和战争史的书籍，可以跟你讲所有拿破仑、库图佐夫[2]、克劳塞维茨[3]、毛奇[4]还有福煦[5]的理论。任何跟军事有关的东西都能让他高兴。他最喜欢的咖啡馆是蒙帕纳斯的丁香园咖啡馆，仅仅是因为那儿外面有内伊元帅[6]的雕像。后来鲍里斯和我一起去商业街。如果我们坐地铁去，鲍里斯总是在康布罗纳站而不是商业街站下车，尽管商业街站更近一些；这与他对康布罗纳将军的喜爱有关，滑铁卢战役时敌人劝这位将军投降，他只回答了一句“滚他妈的！”[7]

革命给鲍里斯留下的东西只有奖章和他们团的旧照片；他把其他所有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只留下这些。他几乎每天都要把照片铺在床上，对其大谈特谈。

“看，我的朋友。你看我站在前排。多棒的壮小伙儿，是不是？不像那些法国小耗子。二十岁就做了上尉——不错吧？没错，第二步枪团的上尉；我父亲是个陆军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