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部小说同“真实历史”不相符合的地方和所有我想要感谢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我是唯一的责任人。

就我所知的,小说中关于战争纪念建筑的诈骗是虚构的。我曾经读过安托万·普罗斯特写的一则关于战争纪念建筑的著名文章,因此得来了这样的灵感。相反,关于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的贪污罪名,大部分则是来自1922年爆发的“军队挖掘丑闻”,其在贝娅特丽克丝·波-埃里的两篇阐述和剖析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一篇是真实的,另一篇则不是,刚好相反。

我还拜读了安妮特·贝克尔、斯特凡娜·奥杜安-鲁佐、让-雅克·贝克尔以及费雷德里克·鲁索的著作,其中的观点和分析给了我宝贵的建议。

当然,我从布律诺·卡巴纳和其引人入胜的著作《悲伤的胜利》中得到了特别的灵感。

《天上再见》的创作应该特别感谢战后的浪漫主义文学,从亨利·巴比斯到莫里斯·热纳瓦,以及从朱尔·罗曼到加布里埃尔·舍瓦利耶。还有两篇小说给我提供了有用的参考:一篇是罗兰·多热莱斯的《死亡的苏醒》,另一篇则是J.瓦尔米-贝斯的《尤利西斯的回归》。

如果没有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以及文化部成立的Arcade和Mérimée文献资料库的极其宝贵的帮助,我想我可能完不成这部小说,我还要特别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要感谢阿兰·舒巴尔,其做的战争纪念建筑的统计是激动人心的,这对我的创作是有利的,因此,我要感谢他的帮助和接待。

当然,应该将以下帮助我整个创作的人列入我要感谢的名单中:让-克洛德·阿诺勒的第一感受和对我的鼓励,韦罗尼克·吉拉尔总是十分友善地指出重点,热拉尔德·奥贝尔十分中肯的校审和他的建议以及友谊,还有一丝不苟、慷慨大方的编辑蒂埃里·比亚尔。我要特别提到我的朋友娜塔莉和贝尔纳·让萨纳,他们不计较时间,其分析和意见总是如此丰富,他们值得获得我的赞扬。同样还有我亲爱的帕斯卡利娜。

在通篇文章中,我都从以下作者那儿借来了不少东西:埃米尔·阿雅、路易·阿拉贡、热拉尔德·奥贝尔、米歇尔·奥迪亚尔、荷马、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英格玛·伯格曼、乔治·贝尔纳诺斯、乔治·布拉桑、史蒂芬·克莱恩、让-路易·屈尔蒂斯、德尼·狄德罗、让-路易·埃济内、加布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维克多·雨果、石黑一雄、卡森·麦卡勒斯、儒勒·米什莱、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马塞尔·普鲁斯特、帕特里克·朗博、拉罗什富科等等。

他们都应该被致以崇高的敬意。

约瑟夫·梅兰这个人物创作的灵感完全来自克里佩尔,而安东纳普洛斯则来自一个同名人物,这两个人物角色都象征着我对路易·吉尤和卡森·麦卡勒斯的喜欢和赞美。

另外,我还要向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全体团队表达我强烈的感激之情;应该要表扬所有人,第一个就是我的朋友皮埃尔·西皮翁,我欠他的很多。

最后,要知道我最强烈的情感是关于让·布朗夏尔的,无意之间,他的故事,让我有了这本小说的名字。由于被判叛国罪,他于1914年12月4日被枪毙,直到1921年1月29日才得以平反。

我要将这个情感最大限度地献给那些死者和整个民族以及1914年至1918年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