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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特西亚酒店里，阿尔伯特对着所有那些没有得到任何新消息，前来打听状况的人说道：“他有点儿难受。”这两天，人们都没有再见到他，他也没有再叫谁来。人们习惯了那么多的小费，像这样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难免会引起失望的情绪。

阿尔伯特拒绝让酒店的医生来。然而，他还是来了。阿尔伯特将门开了一个小缝，说他很好，谢谢，他在休息。接着就再次关上了门。

爱德华的身体状况没有变好，他也没有在休息，还吐了所有吃下去的东西，喉咙里发出一声锻造风箱工作时的声音，烧一直没有退。他花了很多时间来退烧。他能够长途跋涉地旅行吗？阿尔伯特反问道。真是见鬼了，他是怎么弄到海洛因的？阿尔伯特不知道量是不是很大，他什么都不清楚。如果不够的话，或者如果在好几天的横渡中，爱德华需要新的剂量的话，他们应该怎么办呢？从来没有乘过船的阿尔伯特担心自己会晕船。如果他都不能照顾战友的话，那谁又能来照顾他呢？

当爱德华不睡觉的时候，或者当他不将阿尔伯特勉强灌进他喉咙里的那一丁点食物吐出来的时候，他会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只有上厕所时才会起来，阿尔伯特总是守在他身边。他说着，不要锁门，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能来救你。直到走在厕所，他都还在说……

他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整个周日，他都在照顾战友。爱德华大部分时间都躺着，身体冒着汗，在剧烈的痉挛后，总是跟着一阵嘶哑的喘息声。阿尔伯特在房间和浴室来来回回好几趟，拿来了新的毛巾，要了一些蛋奶酒、肉汁、水果汁。傍晚一到，爱德华就恳求一剂海洛因。

“救救我吧！”他焦躁不安地写道。

由于心软，再加上战友的状况和离开的期限让他很恐慌，于是，阿尔伯特便答应了他，但是又立马后悔了：他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行，他再次被牵扯进了这一连串的麻烦事中。

虽然爱德华激动而近乎疲惫不堪，但可以看出他早已依赖上了这一切。阿尔伯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这让他很受伤。尽管如此，他还是充当着助手，手拿着注射器，转动起火绒打火机的滚轴……

这非常像当初的情形。鲁特西亚的豪华套房和军事医院完全不一样，两年前，等着转移到巴黎医院的爱德华险些死于败血症，两个男人变得亲密无间，阿尔伯特犹如父亲慈爱般地给予爱德华关怀，爱德华的依赖和极度不幸的遭遇，阿尔伯特的慷慨大度、愧疚和笨拙以及他试图去阻止的困境，这一切都唤起了两个人相同的回忆，只不过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让他们感到宽慰，还是感到担忧。这就像一颗自己扣上的纽扣，又回到了起点。

注射后，爱德华紧接着抖动起来，就和某个人冷不防地击打了他的背、抓起头发将脑袋往后拉一样……颤抖只持续了一小会儿，接着，他侧着身体躺下，脸上流露出舒适的神情，进入了一种有效的昏迷状态。阿尔伯特垂着双臂站在一旁，看着他睡觉。他感觉到悲观的情绪即将获得胜利。除了从来不相信自己会同时成功诈骗银行和骗走募捐的钱之外，他还不相信会有成功逃离法国的那一天，弄不明白带着这个身体糟糕的战友，要怎样才能坐上去马赛的火车，接着还要坐船横渡大洋好几天，而且不能被发现。这一切还不包括那个总是给他带来可怕问题的波利娜：坦白？逃离？还是失去她？战争带来的是孤独的巨大考验，但是，这并不能和犹如坠入地狱般的退伍的日子相比。在某些时候，他认为自己准备好了要去自首，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必须要采取行动，所以下午一过，阿尔伯特利用爱德华睡觉的时间，向前台确认拉里维埃先生十四号中午要退房。

“怎么是您来确认？……”门房询问道。

这是一个表情严肃，身材高大的男人，他打过仗，近距离看得见弹片的划痕，和消失不见的一只耳朵。从离他几厘米近的距离看过去，他的脑袋呈现出大概和爱德华一样的情形，但是却要幸运很多：一根胶带把眼镜右边的支架贴在脑袋边上，胶带的颜色和衣服的垫肩非常协调，那块弹片从头上射了进去，打穿了一个洞，而垫肩正好就遮掩了它的痕迹。阿尔伯特想起了那个谣言，关于那些被弹片击中而存活的士兵，而弹片始终没有被取出，但是从此以后没有人再亲眼见过这些受伤的人。也许这个门房就是那些活着的死者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伤不是很重。他还保留着区分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的能力。他撇了一下嘴，几乎觉察不到。不论阿尔伯特怎么说，不管他穿着多么整洁的衣服、多么油亮的皮鞋，他的行为举止都是如此平凡，这大概可以从他的动作，或者是从某一个口音，又或者是从他对人尊敬的态度中看得出来，因为他总是情不自禁在那些穿着制服的人面前肃然起敬，比如这个门房。

“那么，欧仁先生要离开我们了吗？”

阿尔伯特确认道。同样连爱德华都没有预料到他自己要离开。难道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离开的心吗？

“不是的！”爱德华写道，他被问得惊醒过来。

他的字写得歪歪倒倒，但清晰易辨。

“当然，我们14号就离开！”

“但是你什么都没准备好……我想说，行李箱也没有，衣服也没收好……”阿尔伯特强调道。

爱德华拍了拍脑门，我都干了些什么愚蠢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