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富阳姑娘(第2/2页)

父亲说，其实，他上楼后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女儿这样死活不认，会不会可能真是受了冤枉，因为他这个女儿“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是那种犟头犟脑的人，如果真要有什么密事，再怎么不可告人，他这样打骂，她也藏不住了，早坦白了。这时候，死者母亲插嘴说，她父亲上楼后她找女儿谈过，当时她发现，女儿被父亲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神智都不清了，“尿都吓出来了”，可就这样她还是一口咬定，她没有跟“任何畜生”睡过觉。她不停地说没有、没有，问什么都回答没有，跟个傻子似的。母亲说，她了解女儿，你就是给她10个胆都不敢做这种事，如果一定要说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连她自己都是不知道的。母亲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但说起话来口齿伶俐，透露出比父亲还坚定的口气。然后父亲又接着说，昨天晚上她母亲同他这么说了后，他越发怀疑女儿有受冤枉的可能，所以本来打算今天来找部队反映情况的，想不到女儿说死就死了。说到这里，父亲痛哭得起来，一边骂自己害死了女儿，一边上前抱住女儿的尸体，又喊又叫：

女儿，女儿，是爸害死了你，爸今天来给你审冤来了，部队说你哪里有问题，今天爸就要求他们在哪里重新作检查……

他说的意思是要验尸！

谁也没想到，家属会提这个要求。

这个要求不是无理，而是无知。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分明是想把“私底下的东西”招摇一番嘛。我们诚心地劝他们不要这样，这对死者是大不尊重，对活人也没好处。可父亲、母亲，包括哥哥，没一人听劝的。他们似乎认定女儿不会跟人睡过觉，坚决要求我们请医生重新检查。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几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要求毫无意义，重新作检查，结果只会叫他们更加难堪，更加臭名远走。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处女膜破不破对一个专职妇科医生来说，就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医生要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话说回来，不是说处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过觉，当然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情况。在越南时，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有个小姑娘搭我们的车，后来车被敌人炸弹击中，小姑娘从车斗里飞出去，甩在地上，她看自己身上血流不止，以为是中了弹片，吓得哗哗直叫。我们抱着她去找医生抢救，医生检查了说，她没事，只是那玩艺破了。这也使我想到，我们部队这种认定不是完全科学的。换句话说，他们女儿有没有跟人睡过觉，我不好那么绝对地说，但医生绝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这“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所以，重新作检查对活人也好，死人也罢，绝无好处，其结果只会是把现在不公开的东西公布开了。我想，只要我把这道理对他们如实讲了，他们也许就会放弃打算，但我又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一说，到时他们拿我的说法来跟我论理，我岂不自找麻烦？所以，我没这么说，只是找了一些其它道理来说。但那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坚决要求重新检查，其理由和条件完全是无法拒绝的。

父亲说，只要重新检查，确定他女儿有那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他就扛起女儿走人，不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多呆一分钟，多提半个要求。

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

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亲又说，如果这样，他也要死在这里，因为背着黑窝活的活还不如不活。

哥哥又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三具尸体上北京去……

话说到这份上，劝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觉得女儿当兵不成，又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是双倍的不幸，我从内心里同情他们，希望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甚至已经暗自决定，要给他们双倍的丧事费，并亲自参加葬礼，尽可能地让周边邻居不要歧视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更想用另一种方式来挽回尊严，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没办法，我跟部长商量，决定答应他们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上午即与县医院联系，中午刚过，这边便派出车辆去接人。人是两位妇科医生，一老一壮。两位在活动室里呆了不足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电话是打给我的直接领导参谋长的，参谋长问清情况，训我说，医生是他们人武部喊来的，我们怎么能信呢？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在这件事上我是不能完全相信人武部的，因为这中间有个责任认定的利害关系，照现在“完好无损”的话说，他们就没责任了，否则责任全在他们头上。参谋长要求我明天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地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一样很快地出来，给出了几乎和昨天连措辞都差不多的报告：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有问题”的那位军医：一个人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就出来了，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的，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只办公室里，惊惶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感觉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明显不是同一人。她说，虽然那天检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1人（几年来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的，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军医认为是对方把人换掉了，目的是想敲诈我们。这我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虽然死者和生前判若两人，但系同一人的证据还是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胫上的大红痣，入伍后才剪的齐耳短发，等等。再说，谁愿意以死来冒冲一个人？我断定错误肯定出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把人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其实，听军医一说当时体检情况，我们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她个人在几年中也仅发现“她”一人，所以体检时她（包括别人）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了，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的喊，只是吩咐护士安排人依次一个个进来，她依次一个个检查，只要没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事情就很简单，她出来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如果其间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作“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了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包括“连男朋友都没谈过”，这都是“她”的原话。有了“她”名字，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人后，她出去单独把“她”的表找出来，亲自写上意见，是这样写的：据本人说，她连男朋友都没谈过，但检查发现其处女膜已没有，属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组织上慎重对待。至于其余人的表，军医说，都是护士先盖上“正常”的章，她只是签名而已。

说真的，军医说的“流水作业”的体检法，在医院是很常见的，像照X光、做心电图都是这样的。但据我所知，最后填表时本人都是在场的，在填表、交表过程中，军医应该有印象，“她”的表是不是真正交给“她”的。军医说，因为“这项”检查带有隐私性，所以医院在安排体检程序时，历来都是把“这项”检查放在最后，这样这边的体检完了，等于所有体检内容都完了，所以也无需将表交还本人，而是由她们直接上交院领导。我问军医还记不记得“她”当时报的名字，军医说当然记得，叫XXX。

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谜底已经揭晓。不用说，事情肯定是这样：“她”看军医查出情况后，故意报了死者的名字，从而造成军医“张冠李戴”。现在，我们所有天真或虚妄的想法无疑都应该收起，想想到底是怎么来平息这起人命冤案才是当务之急。

怎么平息，当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么闹腾。应该说，基本上没闹腾什么，他们只提出两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个是解决死者的丧葬费，二个是希望部队带走死者的妹妹。参谋长甚至没有向部队请示，就私自应允了对方要求。只是事后发现，死者妹妹年龄尚小，才15岁，我们建议过一年再来带。但对方死活不从，也许是怕我们过时反悔吧。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参谋长只好安排我留下来办死者妹妹入伍手续，他和军医准备先走。走之前，参谋长要求我不要耽搁，尽快归队，因为我可能还要往这边“跑一趟”。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我想岂止是可能，而是肯定的，用军医的话说，即使把“她”枪毙都够罪！也许吧，她事实上间接地犯有人命案，这样的人退回原籍是便宜“她”了。不过，这话由军医说出来，我总觉得十分刺耳。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傲慢的部长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极点。我在想，她当初为什么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盖过去了，不就什么都没了。但现在几乎什么都有了，死亡，悲剧，闹剧，笑话，故事，谣言，传闻……都有了，暂时没有的，也可能接着就会有。一波未平，一波即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厌倦和恐惧。也正是这种情绪，促使我主动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因为参加葬礼，我多滞留了一天，到参谋长他们走后的第三天，才办完死者妹妹的全部入伍手续。第四天上午，我带着死者妹妹启程归队，至此我停留富阳的时间已超过一周，而愿望中的富春江之游还是没有游成。这叫没缘分，缘分不到，即使到了它身边也是白到。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与死者妹妹相对而坐，姊妹俩的长相和神情是那么相像，以至使我常常产生幻觉，以为这还是在去富阳的路上。那一路上也是这样，我和死者相对而坐，但七八小时中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像个犯人似的，一直畏缩着，连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经有一次，她恳求我告诉她她犯了什么错。按说这不是不可以告诉她的，反正早迟她都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间，我对她打了个官腔：组织上会告诉你的。我说的组织上是当地人武部，但其实人武部告诉和我告诉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我她有申辩的机会，对人武部她怎么申辩？我的一念之间的一个官腔事实上是让她失去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她，在火车上就告诉他，事情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累。当我想到，我马上还要这样的重走一趟，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累。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迷茫得很，不知我这是在回忆，还是在访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