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的第一顿饭给乔怡留下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唱歌,其二是年龄最小的桑采大闹一场。她首先对食堂没桌没椅抱怨不迭。八个新兵围成一圈,一个挨一个蹲在一只铝盆周围。

桑采往盆里瞅一眼便嚷起来:“我不要吃两种混在一块的菜!”没人理她。因为饭前宣布了纪律,吃饭时不许说话。她说了几遍觉得无趣,便抹起泪来。女兵班长田巧巧赶来,问清原由,“嗬”的一叉腰:“你们家是地主老财吗?这菜不吃想吃啥?”她一句话就让桑采止住了泪,不过嘴巴仍在不服输地直撇。

等田班长一转身,她便“呜”的一声嚎啕起来。一面哭一面喊:“姆妈!姆妈……”

从上海来的新兵都记得她那位姆妈:在火车站搂着女儿几乎哭瘫了,一面还要颠三倒四地抱怨:“要不是怕你将来要去插队落户,姆妈哪里舍得你走……当兵到底比黑龙江好多啦!”当时的桑采倒毫无悲色,并不时怨怪母亲哭得她好难为情。

徐教导员赶来时,桑采已哭出一头汗,鞋也蹬掉了。

第二天,新兵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忆苦思甜”。班长田巧巧先发言。她尚未开口,泪水已淌下来,全体新兵陡然肃穆了。接着,田班长语不成句地讲起爷爷——一个板胡老艺人的惨死。她那喑哑的噪音、质朴的语言,把一种凝重的气氛笼罩在这群不谙世事的新兵蛋儿周围。桑采从田巧巧掉泪时就开始哭,最后哭得衣襟也湿了。几乎每个新兵都发了言,有的叙述父辈的童年,有的在新旧对比中反省自己。最后,桑采在徐教导员的目光鼓舞下,忸忸怩怩掏出一张纸,上面只有寥寥数行字,并且字都象五香蚕豆那样大。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爸爸小时候常常饿肚子,连一个大饼也买不起。以后我坚决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完了。”

会后,徐教导员单独留下乔怡。

“今天就你一个人没发言。我敲了你好几次警钟,你还是好跑神。能和我谈谈,你在想什么吗?”

乔怡吓坏了,雪白的脸顿时涨得通红。

“没想什么。我……”她为难地咬住嘴唇。怎么讲呢?她的家庭有什么值得炫耀呢?听见桑采说到“大饼”,她跑神了。那年她刚上学,考试得了“双百”。外婆很郑重地从外面拎回一个盒子,盒子用几层报纸包裹着。打开一看,她惊叫:“栗子蛋糕!”

“奖给你的。”外婆垂着眼皮,和她祷告时的表情别无二致。

这蛋糕在她看来是太了不起了:那油渍的褐色表皮中,镶嵌着大大小小的果仁;深黄的栗子粉中夹着红色的透明体,那是层厚厚的草莓酱。栗子蛋糕比一切花里胡哨的奶油蛋糕更好吃,价钱也更可观。她叫两个哥哥:“快来吃栗子蛋糕!”

“不对!”外婆对她绷着脸,“不是蛋糕。”

她诧异了,难道她会看错向往已久的东西?

“我告诉你,”外婆说,“这是大饼——三分钱一个的大饼!”

“……是蛋糕。”

“是大饼。”外婆纠正她,一点看不出她在开玩笑。“明天,你对同学们说,你晚上吃的是大饼,和他们一样的大饼。”

“外婆,人不可以扯谎。”

“你以后还想我奖给你蛋糕吗?”外婆避开孩子的直觉。

“是的,我爱吃蛋糕。”

“那么好。我再问你,”她指着蛋糕,“你吃的是什么呀?”

“……大饼。三分钱一个。”

母亲在沙发上做着她永远做不完的毛线活。她看着这场“戏”,始终哀怨地笑着。她斯文而彬彬有礼,成年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尽管这样,邻居们待她走过依然指指戳戳:“这个资本家小姐还在摆架子。”她和父亲都承担着最普通的社会分工,拿着最相应的报酬。而弄堂里对这一家的每一笔开销始终很关注,因此外婆把蛋糕拎回来要裹上若干层报纸。其实这种高档商品很少进入这个家庭。邻人们不了解这幢曾显赫一时的小楼早成了瘪臭虫,空有其囊了。这幢楼里的成员也象其他人一样,凭劳动挣钱,而花钱又不能象其他人那样磊落。父亲曾打算把这幢楼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和大家享受同样温度的阳光。而外婆说她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幼小的乔怡听父亲和母亲吵架时说过,外祖父似乎是自杀的,因为破产,破产又是为了一个叫“交际花”的女人。父亲狠狠诅咒着,“哼,一个老花痴!把一堆垃圾扔给我……当初别人还说我快婿乘龙……”母亲听见这话总是扑过来双手捂住女儿的耳朵。外婆阴沉沉的,手在胸前急速地划十字。两个哥哥和乔怡是站在爸爸一边的,他们巴望这房子早一点卖掉,即或塌掉也好。在他们降生于这幢小楼时,楼下的狗尾草代替了芍药,常春藤早已象烂鱼网似的贴在楼壁上。听说他们的外祖父曾留过洋,得过学位,开过银行,办过男女同窗的学校,著过书和有过许多的钱。但到了第三代出世,一切皆作云烟消散,只留得这幢房管局辖外的小楼,凭父母的工资又无法修缮它,窗子上的彩色玻璃只幸存一块,供儿时的乔怡透过它去把世界看成一个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