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像一炉熔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这天,是阴历的六月十五。按照当地的习俗,每逢二、五、八日成圩,人们正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的一个圩镇走去。高低不平的石道上,崎岖难行的山径上,沿江的黄沙小路上,江边的沙滩上,到处是人们行进的行列。赶圩的人,有的挑着箩筐,里面放着土特产和瓶瓶罐罐,准备卖了土特产,买回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品;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颜色的小布兜,准备买一些牙刷、针、线、电池之类的日用品。许多妇女,用一条条绣着精致图案的宽大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尽管肩上还挑着箩筐,也走得快步如飞。孩子睡着了,小脑袋歪向一边,流着口水,妈妈也不去理他。因为太阳很猛,好多人都举着当地出产的、涂绘着色彩鲜艳图案的油纸伞。远远望去,人群中五光十色,很是好看。山乡里,显示着沸腾的生活景象。

圩场在镇子中间的大街上。两座险峻的石山,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镇子的前后。南边的一座,紧紧地靠着江边,它那宏伟的身躯像一个巨人一样,弯着身子,插入江心。就在这座山的下面,碧蓝深邃的水面上,渡船来来往往,从南岸过江的人,走下渡船,沿着青石阶梯,通过一个幽雅的凉亭,再向前走几十步,转个弯,进入一座小圆门,就是圩场了。

人们一进小圆门,大都要停下脚步,抬起头,踮起脚尖,不知张望着什么;前面的人没走,后面的人又上来了,于是,畅通的街道给堵塞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古庙。庙门顶上,有着已经褪了色的、斑驳点点的三个大字:“天后宫”。大门和墙壁上的颜色不知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剥落将尽了,留下一片紫一片红的碎块。年纪大一点的人,长年从这里经过,曾经千百次地看见过它,现在令人觉着新奇的是:在天后官的门口,多了一块崭新的、油得耀眼的黄木板,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第二区人民政府”。人们一面张望一面惊异地说:“上个圩还没有哩!”“是刚刚挂上的!”“真神气!”消息灵通的小伙子,用着得意的神情,向人们传播着:“听说来了个新区长啦!”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黄木板上时,也就很自然地会发现:木板旁边的石狮子门枕上,坐着一个人,他二十三四岁,身材高大,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抱一支三八式大枪,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随着人们的注目,他也不住地仰着头,睁大双眼,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间或看看木板,现出一种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招牌,也同别人一样感兴趣。不同的是,他比赶圩的人心里更愉快,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这块木板招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区政府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不是吗?要不是新区长来,他,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饮事员,有什么资格拿起枪来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忙收起烟袋,郑重其事地拿好大枪,摆好姿势,像一个解放军那样守卫着区人民政府。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叙说一番,但,他想起了,区长曾经向他讲过,一个革命战士,要懂得保密的道理。于是,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

大街上,赶圩的人拥来挤去。人群中,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干部,从东边圩场走来。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细布便衣,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土布西式裤子,脚上穿一双草鞋。身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紫色小口袋,口袋中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本子、文件和一些牙膏、口盅之类的日用品,袋口露出一本卷成圆筒的书,似乎是刚刚才塞进去的。最惹人注目的是,她肩膀上挂着一支用花灯芯绳子系着的光闪闪的驳壳枪。她的右手紧紧地抱着枪柄,走得很快,头发迎着微风掀动,拍打着像被露水润泽过的红苹果似的脸儿,显得英姿勃勃,威武异常。

围在区政府门口的人们,被这位女同志匆匆走来的脚步声惊动了,纷纷转过头来,望她一眼,闪开了路。有几个认得她的人,向她打着招呼。女同志笑嘻嘻地答应着,但一步未停地穿过了人群。走到门口,她却停住了步,望着门口的青年人。

不等她开口,青年人就抢前一步,迎着她喊了一声:“徐翠!”徐翠用手巾抹了一下脸上的汗,随口问一声:“老胡!你在门口做什么?”说着,她眼睛忽地瞟向黄木板,一种新奇的感触,轻轻地爬上她的心头。

老胡说:“区长要我在这放哨。”说完,又很神秘地凑近徐翠,低声说道:“新来了一位区长,你知道吗?”

徐翠一听,更加压抑不住她心头的激动了。忙问:“什么样子?”不等回答,又问一句:“区长在哪?”“在他屋里。”老胡的话还没有落音,徐翠就一面迈开大步,跨上石阶,一面说着:“我去找他!”

徐翠在解放前,是桂北农村一个地主家中的丫头,参加过桂北游击队,解放前夕入的党。解放后不久,地委派她到县妇联工作。二十天前,因为主力部队集中剿匪,代理二区区工委[2] 书记、机枪连的冷指导员随连队离开了二区;而当时的区长不是党员,县委才决定派她到二区担任妇女主任的。在党内她负责支部书记的工作。她到这里不久,就到靠近土匪活跃地区的莫家山村去,领导那里的民兵与群众,监视着敌人的活动。

昨天,她收到区里叫她回来研究工作的信。从信中她知道新来了一位区长,名叫王群,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消息,使她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她猜想着:新来的区长,一定是一位三四十岁,很有经验的老同志,这样一来,工作可就好搞了。她反复地思考着:见着这位区长时,区长将会问她些什么,她应如何回答,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要求区长指示?她的脑子一直在翻腾欣喜中交并着希望、焦急与惶恐。这种特殊心情,使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区长。

进了大门,左边,也就是靠河的一边,是一排陈旧的房间,这便是干部宿舍。中间有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徐翠就住在紧挨会议室的房间。右边是一个大殿,大殿旁边,是一座残破的大房子改修的四间小木板房,其中与徐翠住室斜对门的一间,就是区长室。

徐翠一到院中,没有顾得上回自己的房间,就跑向区长室。她敲了敲白杉木板房门,里面回答一声:“请进来!”她轻轻地推开了门。就在这一瞬间,徐翠惊呆了:在她面前,除开十来个农民外,连个老干部的影子也没有。她的目光,迅速地落在一位伏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的青年干部身上,因为他面向窗户,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像一位姑娘似的,脸皮白中带红,柔和细腻,看去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当对方放下笔,转过脸时,她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年轻的新任区长,有一双精明闪光的眼睛,黑亮整齐的弯眉,椭圆形的脸,显得十分清秀。尽管是炎热的夏天,他的衣服仍然穿得很整齐,甚至脖子的风纪扣也紧紧地扣上了。当她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她刚刚那股活泼热情的劲儿,突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心跳。热血骤然涌了上来,她的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的。

王群一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同志,不由地也怔了一下。他匆忙地打量了对方: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衬托着一双正向他注目凝视的大眼睛,颊上潜伏着的两个酒窝,忽隐忽现,乌黑而厚实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从头到脚,给人一种朴素、泼辣、活泼而美丽的印象。这副脸型多么熟悉啊!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不!没有见过。他想起了前两天在县委会听过徐政委的详细介绍,莫非她就是徐翠?于是,他立即站起来,走上前去伸出了手:

“我是王群,你……”

“我是徐翠。”徐翠答应着,心情慌乱地伸过手去。

“来,这边来!”王群请她到里面坐。

为了不打乱王群与农民的谈话,也为了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她没有向里面迈步,只是说:“你们先谈,我把东西放下再来。”随着,拿起东西,回转身去。

她刚刚走了两步,就听到王群在说话了。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倾听着那刚毅坚定、与他的相貌不十分相称的声音:“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些地主老爷们可能是看到国际形势有了点变化,想跟我们捣蛋。不用怕,政府一定给你们做主……”

她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近自己的房门。这时,几个农民已从王群房中走出。她不由地回转头来,只见手拿草帽和雨伞的农民,正一步一回头地要王群止步。王群把他们送到院中,又最后一次地嘱咐着:“回去讲给地主听,就说是我讲的:政府的法令要保护佃权,坚决不准退佃!”他用手狠狠地向下一劈,表示他的话是不可动摇的。几个农民点着头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