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机遇(第3/5页)

“我看得出来为什么，您是……”

“费利托夫，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坦克兵上校。”

“我是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但我不是什么英雄。认识您很高兴，同志。”

“老年人是应该受到尊敬。”

瓦映丁的父亲曾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服役，但他是作政委。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上校身份退休，他的儿子踏上了他的道路，后来在克格勃的机关里工作。

二十分钟后，上校出门去他的办公室，澡堂服务员又从后门溜出去，走进干洗店的门。店主人从机器房里被叫了出来，他正在那里面给一个泵加油。为了安全，这个接受暗盒的人应当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他把暗盒揣起来，给他三瓶半公升的酒，又回去继续加他的油。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心跳加速。他暗中觉得有趣，当中央情报局“特务”——一个苏联国民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这个隐蔽差事给他个人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柜台背后的酒类交易使他得到“特券”卢布，可以到硬通货商店去购买西方商品的特级食品。他在洗去手上机油的时候，拿这种好处同任务的紧张相比，又觉得踌躇。他作为这一连串单向传递人的一部分，已经干了六个月。他在这条线上的工作很快就要告一段落（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仍然要传递情报，但不是为红衣主教传递了。不久之后，在澡堂的那个人就会另找工作，这根无名特务的联络线就会中断——即使克格勃第二管理局那些毫不留情的反间谍人员也无可追踪。

十五分钟后，一位老顾客出现了，拿着她的英国上衣。那是一件阿夸斯卡顿公司出品的取掉了拉链活里的衣服。跟往常一样，她说了一些关于要特别注意用最柔和的干洗方法之类的话，他也总是点头答应并抗议说这是全苏联最好的洗衣店。可是这商店没有印好的发票凭证，而是由他在复写板上手写三张。头一张用一根大头针别在衣服上，第二张放在一个小盒里，第三张——他不给顾客，却光检查衣袋。

“同志，您的一些零钱忘在这里了。我谢谢您，可是我们不收额外的钱。”他把钱、收据递过去。加上别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容易。正象在西方那样，人们总不检查衣袋。

“啊，您真是一个可尊敬的人。”这位女土用一种在苏联很普通的、奇怪的正式口气说：“日安，同志。”

“彼此，彼此。”这人答道：“下一个！”

这位女士（她的名字叫斯维也特拉娜）和往常一样出店来走向地铁车站。按她的时间表，如果两个接头人谁要是发生问题的话，她可以悠闲地散散步。莫斯科大街上总是拥挤着忙忙碌碌。脸无笑容的人，许多人用短短一瞥的羡慕眼光看她的衣服。她在GOSPLAN（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工作，多次到西方旅行，买了好些英国服装。在英国她被吸收参加英国秘密情报处。她被指派到红衣主教这条链上，是因为美国在苏联没有那么多特务可用。她被安排在这条链子的中间，而不在任何一头。她自己向西方提供的资料是低级的经济情报，实际上她偶尔传递情报的工作比她如此自鸣得意的资料要有用得多。当然她的监控人决不会把这点告诉她；每一个特务都认为他或者她自己掌握了迄今所能搞出来的最重要的情报。这使得这个行当更加有趣，加上意识形态（或其它）方面的动力，特务们认为他们约职业是所有行当中最美妙的，因为他们总是必须同他本国最难对付、足智多谋的人去斗智。斯维也特拉娜实际上乐于生活在生和死的锯齿边缘上，虽然她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她还相信她那身居高位的父亲——一个老资格的中央委员——能保护她的一切。他的权势不是毕竟能使她每年去西欧旅行两三次吗？她的父亲是一个自负的人，但斯维也特拉娜是他的独生女，是他的独生外孙儿的母亲，也是他那宇宙的中心。

她走进库兹涅茨基大桥车站，正看见一列车刚刚开走。时间的安排和配合总是那么难以捉摸。在高峰期间，莫斯科地铁每隔三十秒钟就有一趟，斯维也特拉娜再次对表，她到的正是时候。她的接头人应当是在下一趟车里。她顺着站台走到那确定的地方，正是那趟车第二节车厢的前门，保证她能第一个先上。她的服装帮助了她。她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而莫斯科人对待外国人是尊重的，这种尊重通常对皇族或者患重病的人才有。她不需等候太久。很快就听到了列车开近的轰隆声。大家都转过头——人们总是那样的——去看那车头的灯光，圆拱的车站里充满了刹车的刺耳尖叫声。门开了，一群人涌出来。斯维也特拉娜上了车，向车后紧走几步。她抓住头上的横杆——座位都满了，没有男人愿意让座——眼睛直视前方，直到列车震动一下又重新开动。她那摘下手套的左手放在上衣口袋里。

她从来没有在列车上见过接头人的脸孔，但她知道他一定看过她的脸。不管他是设，一定是欣赏她那窈窕身材的。她是从他的手势得知的。在车上人群拥挤中，一只手在一份《消息报》的掩蔽下伸向她左边的屁股蛋，停在那里，轻轻地捏它。这可是一件新事，她努力克制着冲动，不看他的脸。可能是一个好情人吧？她可以再要一个。她的前夫就是那么一个……可是，不。这样更好，更有诗意，更俄国式，一个她从来不知道长相如何的男人觉得她更美丽动人。她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拿住暗盒，等待两分钟后列车在普希金车站停车。她闭着眼睛，感想这个用手抚摸她的接头人的身份和特征，嘴唇上展出了一丝微笑。要是她做出任何出格的表示，一定会使她的专案管理人员十分惊恐。

列车减速了。有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站着的人也乱哄哄地准备下车。斯维也特拉娜把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暗盒很滑，她不知道这是洗染店给弄上了水还是油质的东西。那只手离开了她的臀部——最后的、留连不舍的一阵轻压——把手伸上来，在她把脸转向右边时，去接那只小小的金属圆筒。

突然之间，她身后一个老妇人绊了一胶，撞在那接头人身上，他的手打掉了她手里的暗盒。她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车这时停了，那人手脚趴在地上去抓那暗盒。她低头看见那人的后脑勺，既恐惧、更吃惊。他都快秃了，耳朵上边那点头发已经灰白——原来是个老头子！霎时间，他抓住了暗盒，往后一跳，站起身来。老了，可是还灵活，她心想，看到了他的下巴。一个强壮的外形——是的，他会是一个好情人，可能还很体贴，是最好的一种。他飞快走出列车，她心里疑虑全消。斯维也特拉娜没有注意到，在车左边有个男子也站了起来，迎着人流，在车门重新关上之前一秒钟挤出了车厢。

他的名字叫鲍里斯，他是克格勃总部的一个夜班工作人员，现在正要回家睡觉。他本来总是读体育新闻——人所共知的《苏维埃体育报》——可是今天他忘记在总部里的报亭购买了，意外地碰巧看见了在地铁列车肮脏的、黑黑的地板上一个只能是胶卷暗盒的东西，它非常小，不是一般相机所用的。他没有看见那传递未遂的情景，也不知道是谁弄掉了它。他猜想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同时注意到他找回那个东西的巧妙手法。一走出车厢，他就认识到这是一次情报传递，但他太惊讶了，没有很快地反应过来，他太惊讶，在上完长长的夜班之后也太疲乏了。

他从前是一个专案人员，在西班牙活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病退回国，被安排在科里做夜班工作。他的军衔是少校。他觉得按他的工作成绩应该得到上校职衔，可是此刻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他的眼睛在站台上搜寻那灰白头发穿棕色衣服的人。在那儿！他举步前行，当他跟上了那人的时候，觉得左胸有一下小小的刺痛。他没有在意。他几年前已经停止抽烟了，克格勃医生说他身体很好。他和那人保持不到五米的距离，就不再靠近。这是需要耐心的时刻。他跟着他走过天桥，来到戈尔科夫车站，走上站台。这里情况变得复杂难办。站台上挤满了要去上班的人，他的猎物看不见了。这个克格勃官员是个矮个子，在人群中处境困难。他敢再往前靠近一些吗？那就是说要推开人群……让大家注意自己。那是危险的。

在这方面他当然受过训练，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发疯似地转脑子想办法。他懂得外勤技术，懂得怎样识别和摆脱一个尾巴，但他是第一管理局的人，第二管理局那些侦查员的盯梢技术不是他的所长。我现在怎么办？他对自己生气了。多么好的机会！第一管理局的人天然嫉恨他们在第二管理局的对手，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在——可是，这里要是有一个“二”字号的人怎么办？他看见的会不会是训练中的一次演习？要是一个“二”字号正在办一个与这个跑交通的人有关的案件，他会不会成为挨骂的对象？他会不会因此丢脸？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四下张望，希望能认出那些可能是在跟踪这个间谍交通的反间谍人员。他并不希望识别出他们的脸孔，但愿能得到一个让他走开的信号，他原本以为自己记得那些信号，可是什么也没有。现在我该怎么办？在这冷飕飕的地铁车站里他也出汗了，胸口痛得更厉害了，这使得他更加进退两难。莫斯科地铁的每一段都有密码电话系统，每个克格勃官员都知道怎样使用它，但他知道他没有时间去寻找和启动这个系统了。

他得盯住这个人。他得冒险。如果事实证明他的决定错了呢，他凭本身的资格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外勒军官，况且他还找过让他离开的信号，“二”字号的人可能责骂他，但他知道他能仰仗第一管理局的领导人来保护他。决心下了，胸部的疼痛平静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那个人。这克格勃官员蠕动着穿过人群，忍受着别人的怨言，最后发现他的去路被一群工人挡住，他们正在谈论些什么。他伸长脖子、看看他的猎获物——不错！还站在那里，往右边瞧着……列车开来的声音对他是一个解救。

他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不要老盯着目标。他听见随着“嘶——嘶”的响声，车门开了，下车的人们又带来一片喧闹声，接着又是人们拥向车门的一片刺耳的脚步声。

车里人满了！那人已经上车，可是车门那里人多得要溢出来。这克格勃官员跑步到后门，在车门关闭前抢挤上了车。他认识到这样太明显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车一开动，他就往前挤去。坐着和站着的人都注意到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举动。他往前看时，一只手在整理帽子。三、四张报纸“哗哗”作响一任何这种动作都可能是对这个间谍交通员的警告。

其中一人的确是的。艾德·弗利用戴着手套又拿着另一只手套的右手去扶一扶眼镜，转眼看着别的地方。那个交通转身往前走，开始采取脱逃手段。弗利也准备脱逃。那交通应该处理胶卷，首先把它从金属盒里拉出来曝光，然后把它扔在附近的垃圾箱里。他知道过去曾经两次发生这种情况，接头人都清清白白地走开了。他们受过训练，弗利告诉自己，他们知道怎么办。红衣主教应该接到警报，应该另拍胶卷来，还有……但是这事在弗利的任内从未发生过，他使出全部本领才做到脸上不动声色。那交通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在下一站总算是下车了。他没有做任何不一殷、表面上不正常的事。可以说，他在车厢地板上发现这个有趣的小玩意儿，这个东西——是胶卷吗，同志？——已经拉出来了，还以为只是被扔掉的废物呢。这人想在衣袋里把胶卷拉出来。不管是谁，总会让它留出几毫米在暗盒外面，以便一下就能把全部猛拉出来；或者是听人这样说过。可是那暗盒很滑，他捏不住已经曝光的那一头。列车再停时，那交通走出车厢。他不知道谁在盯他的梢。他只知道他得到了一个走开的信号，那信号还告诉他要按上述方法将胶卷破坏掉——但他过去没有这样干过。他竭力不回头看，在人群中跟别人一样很快走出车站。至于弗利，他连车窗外都没有看一眼，这几乎不近人情，但他努力做到，首先是害怕危及他的传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