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的招待会(第1/6页)

情报活动在进行。有各式各样的情报活动。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内容，那里的每个人都是它的一部分，那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然而那里的每个人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制止它。对于在大克里姆林官圣乔治厅的每个人来说，这种两重性是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

参加者主要是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又分为四类。

头一类是外交官和政治家。人们很容易识别，从他们那中上水平的衣着、端庄的姿态、随时准备好的机械的微笑、多次祝酒后还能小心措词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主宰，自知这点，他们的举止也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类是军人。武器谈判少不了这些管武器的人，他们对武器维护、试验、溺爱总是认为那些管人的政治家们永远不会下令使用。军人们身着制服，多数按相同的种族或兵种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每人抓着一只斟得半满的酒杯和餐巾，那茫然没有表情的眼睛扫视全屋，好象是在一个陌生的战场上搜索某种暗藏的杀机。对他们来说正是如此。一旦政治家们不能自制，生气了，失去远见了，不再可惜断送年轻的生命了，那么，今天这个不流血的战场就会决定将来真正战场的性质。军人们相信一个人只是相对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身穿不同颜色军服的敌人，比对衣着舒适的主子们更信任一些。你至少知道另一个军人的立场，可是你总也摸不透政治家们的立场，即使你本国的也不行。他们安详地互相交谈，注视着在听话的对方，偶尔才停下来很快喝上一者可以说，象那些被自称为主宰的人们牵着的一群猎狗。

要军人们承认这个，也是困难的。

第三类是记者。他们也能从衣着上识别出来，他们乘飞机时衣箱小东西多，不断地装进去取出来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他们没有政治家们的那种高雅的神情和面带的微笑，而是象孩子们的好奇爱问，还有些放荡不拘。他们多数人左手端酒杯，有时拿的不是餐巾而是一个小本子，还有半遮、半掩的一文笔。他们东走西窜，象一些捕食的小鸟。有的找到了愿意谈话的人；有的远远地跟人打招呼，然后走过来打听消息。旁观者从记者们那么快地奔向另一个采访对象，就知道那消息是多么有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美国和西欧记者同他们的苏联对手很不一样。后者多半象往日得宠的伯爵们那样紧紧围在主子们的身边既表现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又可以作为挡住西方记者的缓冲屏障。总起来说，他们是这场戏剧表演的观众。

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是暗藏的、不能用简易方法识别的一种人。那就是间谍和跟踪他们的反谍人员。他们不同于安全保卫官员，后者只是在屋子四周的墙边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而他们跟那些端着沉重银盘、水晶玻璃怀里盛着罗曼诺夫王室特制香槟和伏特加、来回走动的侍者们一样不显眼。当然有的侍者也是反谍人员。他们在房间各处巡围，竖起耳朵听取一言半语，也许有那么一个太低的交谈声或者跟当晚气氛不协调的词句。一个四重奏弦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室内音乐，没有谁认真听它，但这也是外交招待会的特色，缺少它反而使人奇怪。屋子里有一百多人，每个人有一半时间在说话，所以人声嘈杂。靠近四重奏的人为了能彼此听到谈论，不得不提高嗓门去压倒音乐，所有这些声音都装在一间二百英尺长、六十五英尺宽、有镶木地扳和灰泥硬墙的大舞厅里，声浪在里边反射回落，达到了能把小孩耳朵震坏的程度。间谍们利用这嘈杂声音和隐蔽身份进行活动，成为宴会上的幽灵。

这里有间谍，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莫斯科，任何人都能告诉你关于间谍的故事。你要是偶尔遇见一个西方人，为了某件事作一点正常的接触，那你还是以去报告为妥。假如这种事情只有一次，一位莫斯科民兵的警官（或者是一位带着公文包四处蹓跶的红军军官）在旁边走过，他就会转过头来看看，并作下记录。这可能出于好奇；也可能不是。当然，自从斯大林上台以来，时代变了，但俄国还是俄国，对外国人和他们的思想不信任，是比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古老的观念。

这屋子里大多数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但除了那些真是在玩这种特殊游戏的人，没有推去认真考虑它。外交家和政治家们在注意遣词用字，此刻也不过份关心。记者们只觉得这挺逗乐是一个跟他们没有真正关系的、传说中的把戏。（虽然每一个西方记者都知道，他或她事实上已被苏联政府看成是一个间谍。）军人们大多数都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懂得情报的重要意义。他们需要情报，重视情报，也看不起那些为尚不成熟的事搜集情报的人。

究竟哪些人是间谍？

当然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只能归入不易辩明的那一类——或者可以归入好几类。

“您对莫斯科印象如何？瑞安博士？”一个俄国人问道。杰克正欣赏那座美丽的圣乔治钟，听到这话转过身来。

“恐怕是，又冷又暗。”瑞安吸了一口香槟后，这样回答，

“我们好象没有机会去看点什么了。”他们也不愿去。美方小组来到苏联才四天多，全体会议之前的这个技术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他们就要飞回美国去了。

“那太糟糕了。”谢尔盖.戈洛甫科发表意见。

“是呀，”杰克赞同，“如果您们的建筑都这么好，我倒愿意花几天功夫来欣赏。不管是谁造的，这房子倒有它的风格。”他看着那闪光的白墙、拱形天花板和黄金制成的门窗页扇，赞赏地点头。其实他认为有点过份了，不过他知道，俄国人有一种把许多事情做过头的癖好。对于难得有什么足够东西的俄国人来说，“足够了”意味着比别的任何人都多，更恰当的说法是比其他的每一个人都多。瑞安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他提醒自己：凡有自卑感的民族，都带病态地愿意否定自己的认识能力。这个因素影响着武器控制进程的一切方面不能只用逻辑性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这颓废的罗登诺夫家族，”戈洛甫科特别指出，“这一切都来自农民的血汗啊。”瑞安背转身去笑了。

“嗯，至少他们收的税金还花了一些在美丽的、无害的、并且是不朽的东西上头。您要问我的看法，我认为这胜过花钱去买十年后就要报废的丑陋的武器。有一个想法，谢尔盖．尼古拉维奇，我们将政治经济竞争改弦易辙，从核武器竞争改变为美的竞赛。”

“那么，您们对谈判进展感到满意了？”

情报活动。瑞安耸耸肩，继续看那屋子，“我说为我们已经谈妥日程了。下一步，壁炉那边那些人会把细节弄好的。”他盯着一个巨型小品枝形吊灯；他不知道多少人花多少年才能造好这个东西，不知道把小汽车一样重的东西吊起来该有多么滑稽。

“那么您对核实的问题也感到满意罗？”

确定无疑了。瑞安微微一笑，心里这样想。戈洛甫科是格鲁乌（GRU）的人。“国家的技术工具”’这个名词意味着间谍卫星或其它用以监视外国的手段，在美国是中央情报局（GIA）的范围，在苏联则由格鲁乌即苏联军事情报局管辖。尽管有现场检察的暂行原则性协议，确认是否遵守协议主要还是靠间谍卫星。那该是戈洛甫科的地盘。

杰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不特别保密。也用不着这样做，因为他不是外勤官员。他参加武器谈判小组是一个逻辑的结果：他最近的任务是追踪苏联境内的某些战略武器系统。为了签定武器条约，双方都首先要说服本国的那些偏执狂人，让他们相信对方不会在他们身上玩弄阴谋诡计。杰克就是按这个路子去劝告谈判首席代表的。杰克提醒自已这位代表是费了很大劲儿才听信他的话的。

“核实，”他停顿一会儿，回答说：“是一个技术性很强、很困难的问题。我恐怕不是真正熟悉这个问题的人。你们的人对我们关于限制地面系统的建议看法如何呢？”

“我们比您们更依赖陆基导弹。”戈洛甫科说。由于讨论到苏联立场的要害，他的声音变得警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