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是实习军医。刚当医生的女孩,别提多自豪、多骄傲了,真想照好多幅照片,对全世界的人宣布,我是大夫啦!

可我所实习的驻军医院,在新疆一座偏远的小城,根本就买不到胶卷。只得给远在北京的妹妹写信,叫她给我寄来。关山迢迢,第一次寄来的胶卷照出相灰蒙蒙的,一点也不威风。战友们戏说,别是你妹妹给你买的胶卷是处理的吧?

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只怨路途遥远,路上大概经了雨雪风霜,曝了光。

只得让妹妹重寄。这回胶卷一到,马上邀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星期天起个大早,一同留影。

先照了几张合影。年轻的女孩总是这样,她们以为友谊会一辈子常青,今天,我重新面对那些稚嫩得仿佛能滴下水来的脸庞,有许多已叫不出名字。

然后各自单兵教练。她们都是护士,就照了许多用大号注射器从盐水瓶子里抽药的照片,你照完了我照,眼睛都亮晶晶的。为表示无菌观念强,全戴着大口罩。我说,你们这么照,寄回家去,你妈妈认得出来是你吗?

她们一起回答:看眼睛啊!

是啊,每个女孩青春的眼睛都是不一样的。我怎么连这都不懂?

轮到我照了。我是医生,所取的姿势就同她们不一样。我潇洒地披着白大衣,把听诊器看似很随意实则很精心地挂在脖颈上,双手老练地插在衣兜里,在病房走来走去,挑病情不太重的病人做我的道具。那些慈祥的维吾尔族老人和腼腆的小战士,都温和地服从我的检查。我做出给病人检查的架势,然后对着镜头微笑,要拿机子的人快照。

胶卷像线轴一般卷过去。只剩下最后一张了,摄影师郑重地宣布。我们突然有了片刻的沉默,该照的都照了,好像不知该如何处置这最后一张胶片。

“你们照一张当医生的相吧。”我说。因为在我照相的时候,我看到她们眼里跃跃欲试的闪光。

那怎么行呢!我们是护士啊。她们羞怯地推辞着,但眼里的光更密集了。

那时的部队,等级观念森严。你是护士若要模仿医生,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罪名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