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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张清不顾来自家庭方面的巨大压力，与展新号远洋货轮的见习机械师韦利结了婚。最初的兴奋和沉醉消退之后，问题跟着就来了。

韦利的货船一年中至少有七个月在海上漂泊，张清在独守空房的同时，便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面对这桩婚姻所产生的后果。她的父母虽然过于奢侈地享用着四室两厅的宽敞住房，但张清暂时还指望不上。她的父亲，一位退休的高教局长对女儿的婚事只说了一句话。张清一想起父亲的这句阴毒的咒语就不寒而栗——它从一个有着四十年党龄的厅级干部口中脱泻而出，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事业任重道远，同时也为日后她与父母的重归于好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她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在韦利家落户。韦利的母亲在十年前就已去世，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占用着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把家安在韦利那边，张清觉得利弊俱在。在韦利出海的漫长日子里，一个刚过门的媳妇与公公住在一起，种种不便自不待言。好在公公那时已身染重病，眼见得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张清也不难窥见日后的一线曙光。

韦利当初在劝说张清接受这个方案时，曾明确地向她暗示过这一点：“韦科长眼看着就不行了。也许我哪天从船上下来，就能看见你手臂上戴着的黑纱。”韦利这么说，张清的心里顿时就亮堂了起来。

韦利的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转业后到了地方，当了一辈子的审计科长。正如她从未听到韦利叫过他父亲一样，张清也从未觉得这个两颊塌陷、目光呆滞的老人与她存在着任何亲缘关系。他们给他起了各种各样的绰号，但在大部分场合，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张清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封丈夫的来信，一枚枚精致的邮票准确地勾勒出了展新号的航行路线，也给她的愁思带来了有力的依托。她甚至能够从邮票上嗅到海水的咸味，嗅到鹿特丹玫瑰和苏里南棕榈的清香。她白天去医院上班，晚上就躺在床上，在公公混浊不清的喘息声中翻看那些信件。她在心里一直盘算着的就是两件事：丈夫的回国或公公的暴毙，时间一长，就连张清也弄不清，哪一个愿望更加迫切。

除了一阵尖锐的刺痛和持久的麻木感之外，韦利在新婚之夜的一番梳弄并没有给张清留下什么特别的喜悦，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她从床上醒过来，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的肉体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被唤醒了：她的肌肤仿佛具有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正如一道微光将她体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亮了。从此以后，她的躯体能够仔细地区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理信号：挽留和期待。她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境可以称之为“满足”。

在婚后的一个月中，张清和韦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频繁的房事似乎并非为了探明双方的身体在自然或非常状态下的各种隐秘，而只是试图唤回一种似曾相识的晕眩经验，用张清的话来说，“让它永远地停在那一刻……”

床单每天都在换洗，最后连床架也有些松动了。张清甚至有些害怕，她丰腴的肉体就像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希望在顷刻之间就将对方吞食一空。韦利虽然十分健壮，但渐渐也有些力不能持，男人的自尊心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月就遭到伤害和挫折，他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通常能做得更好。她永远说“不够”，永远叫着再来一次，即将离别的恐惧向肉体转嫁危机，欲望在暗中变本加厉。

有一次，韦利在耳畔悄悄地问她：“你怎么这样疯狂？是不是有什么病？”张清一点也没有生气。她把头贴在丈夫的胸前，甜滋滋地想：要说有病，也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病……韦利接下来的话多少有些乖张的淫荡，他说，“看来至少得有三个男人来对付你……”张清笑了一下，她说，从理论上来说，也许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这样做。张清这样说着，立刻就想起了她们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她的脸红了，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的羞耻。而韦利怎么都觉得妻子的话中有一丝惋惜的意味。他后悔不该说这样的话。

韦利回到船上之后，张清走路的姿势一度变得十分难看。她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感到了甜蜜的酸痛，医院的女同事们慢慢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韦利出海归来，她走起路来就像一只鸭子，反过来说也一样。张清向她们抱怨大腿、手臂抬不起来，同事们就哈哈大笑，“我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张清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她在手术室看见大夫们褪下病人的裤子，替他们刮去下腹的阴毛时，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动于衷。不知从哪天开始，她的身体有了一种神秘的灵性。她这样想：仅仅因为这一点和父母闹翻，那也是值得的。

张清和韦利决定搬到公公家落脚的时候，老人还能下床走动。早晨天还没亮，他就在阳台上转悠了。他打上几遍陈式太极拳，然后就去侍弄那些叽叽喳喳的画眉鸟。他将橘皮和茶叶泡在一只军用水壶里，给窗前的一盆君子兰浇水。军用水壶的底部一度被子弹射穿，后来用焊锡补上了，他舍不得扔掉它。老人床上的棉被同样是战争岁月所遗留的重要标记，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总是被叠得整整齐齐。可是，自从张清来到这个家里之后，老人的境况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起先是他的喘息更加绵长、频繁，痰音更重，下床走动的次数日渐减少。接着，阳台上的画眉因无人喂食终于饿死了，君子兰多了两尾枯叶。最后，老人床头的一只收音机由于电池耗尽只能发出一些电波干扰声……这一切都在表明，老人正像张清所预料的那样，有条不紊地踏上了归程。屋子里开始有了一种腐烂的气味。

不过，韦科长彻底卧床不起则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那是一个星期天，张清正在隔壁的卧室里熨衣服，突然听见韦科长的房里传来一阵清晰而恶俗的声响，接着她就嗅到一股难闻的臭味。她走到公公的门前，扶着门框朝里窥望。韦科长得意地笑了一下，慢条斯理地对媳妇说：

“我刚刚拉了一泡屎……”

张清的脸上掠过一缕明显的厌恶和敌意。“操你妈！”她暗暗地骂了一句，走到公公的床前。

她胡乱地撩开老人的被子，用了差不多一卷卫生纸才帮他把屁股擦干净。她替老人换了一条新床单，去厕所洗了手，回到自己的卧室，却发现熨斗已将烫衣板的衬布烧开了一个大洞，韦利在意大利替她买的一件拼花长裙也被烧掉了下摆。她刚刚来得及拔去电熨斗的插头，就听见隔壁又传来了一连串“泼泼辣辣”冗长的声响。

张清也曾经考虑过雇一位保姆来侍候这个老人。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是因为她对目前的治安状况已不抱信心。医院里的同事整天都在谈论着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保姆将孩子贩卖到外地，或者干脆将他们勒毙，把房中的金钱、首饰席卷一空，而无法带走的电视机则被泡在澡盆里……张清决定忍辱负重。她用缝纫机替公公扎了一块塑料尿布，垫在他的身下，这样她就无需每天更换床单了。她时常从药房里带回一些消毒药水，用以驱散房内萦绕不散的那股恶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老人对媳妇的操劳心揣感激。他一心盘算着怎样使自己日益衰竭的生命延续下去。他每天早晨七点钟喝下一杯参汤，十点半吃一根香蕉。十二点的午餐包括一只煎鸡蛋，两片面包，两块火腿肉，还有一碟拌黄瓜。所有这些物品均由张清事先备好，放在公公伸手能及的地方。老人下午一般不吃东西，到了六点半，他就要拉屎了。

张清通常每天去公公的房中两次：送进食物，取走尿布、夜壶和痰盂。当然，她还得忍受韦科长那些没完没了的絮絮叨叨，听他一遍遍讲述那只军用水壶是怎样被一粒子弹射穿的。有一次，韦科长居然谈到了眼下颇为流行的安乐死，这使张清激动得直打哆嗦。假如公公有志于此，她将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不过，韦科长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认为人的正常寿命应该是一百四十岁。“在英国的约克郡，一位钟表匠常年卧病在床，人人都觉得他快不行了，谁知道，他最小的一个孙子病故后，钟表匠又活了四年……”

老人说，这则报道登在最近一期的《健康之友》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生活失去信心。总有一天，科学将向人证明：人本来是不会死去的……”韦科长握住媳妇的手久久忘了松开。

在昏暗的灯光下，张清戴着一副大口罩，以一个标准护士的姿势替她的公公擦拭身体。她轻轻地脱下老人的白色短裤，一时觉得有些无从下手。由于口罩的遮掩，她脸上的表情被保护得很好。她也许是嫌恶的，也许对眼下的这种情景早已习以为常。老人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目光中始终有一种怂恿或鼓励的意味，仿佛在对她说：“小张，大胆一点，再大胆一点……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

为了消除这种多少有点尴尬的气氛，老人再次提起了战争年月的往事。一九四六年东北的四平战役，他亲眼看见林彪流下了眼泪；一九四七年的沧州会战，他左臂为一枚流弹击中，在担架上结识了一位漂亮的护士……不过她并不是韦利的母亲。韦科长与后来的妻子相遇，则是在两年后的通什，他们一同在五指山的椰树林中剿匪……当老人讲到朝鲜战争时，叙述中明显地夹杂了一丝快活的哼哼声。

张清用草纸小心翼翼地替他擦去了大腿内侧的屎迹，然后是肛门和腹股沟。他真像一头猪，将屎弄得到处都是，无论张清怎样小心，她的手指都无法避开那段耷拉着的羞物。它曾经被用来取乐，如今已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她将它拨向左边，它就倒向左边。张清将它来回拨弄了一番，很快就将他身体上的污迹擦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