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外面好冷,我要进去。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我一定要进去,他说你走开。我说我非进去不可,他说你给我滚蛋。

门关上了。我突然感觉韦志远的屋里不只他一人。我跑到后面窗户,窗户糊了报纸。一看,报纸是昨天的!拾废纸的小老头把废纸梱子堆在墙边,我把它们摞起来,爬上去。我现在是站在窗台上了。伸手可以构到瓦缝里吊着的一束灰尘结的黑絮。

窗子顶上有一条缝是报纸没能遮住的。我踮起脚把眼睛构到那条缝上。屋顶四周堆满了书,全是赤膊书,没有封皮。韦志远蹲在屋中央,把一本书一页一页撕下,填进小火炉里。我眼睛向屋的各个角落搜索,屋里的确只有他一个人。我还感觉什么地方肯定有另一个人。

这时我看到了他的床。床也是冰冷的清醒,床中央有块皱巴巴的绿色。我认出来了:那是朱阿姨的手帕。朱阿姨一身给剥得净光,只有头发上系着这块手绢,一直系着,一定是她在吞安眠药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打扮。

韦志远始终没抬头来发现我。他就那样安安静静,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

我跳下废纸的垛子,沿着黄白黄白的死去的竹林往回走。死竹叶在我脚下响得好急。快出竹林子,我回头,看见韦志远屋顶的铁皮烟囱里飞出灰白的纸灰,有些片儿大,有些片儿小,在灰白的天空里不断翻身。

年过后,韦志远辞职回乡下去了。我有时会坐到他那个板凳上,学他的样光看人的脚。我成了个更不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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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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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余老头是乘“伏而加”轿车进这扇大门的。那时大家还叫他余司令。但我见到的余老头,就是个常坐在大门口醒酒,指挥粪车上下坡,跟出入的娘姨瞎搭讪的醉汉。他犯了很多错误,全是风流错误。几年后他就“留职察看”了,就是说,他再犯一个错误,“作家协会”这个饭碗,他就彻底砸了。因此他对人说:“你看我倒霉不倒霉?就剩一个错误可犯了!”或者:“你别惹我,我还剩一个错误没犯呢!”

穗子当时还小,但她对“错误”和“罪过”心里已很有数。余老头再犯,也是错误,而她爸规规矩矩,犯的却是罪过。

大门有四扇玻璃门,砸烂一扇,就用三合板封掉一扇。那年头公共场所的问题全是这样解决的。坏一个马桶,就堵了它,坏一个灯泡,就让它瞎着。到了这一年,四扇玻璃门给封了三扇,人们就侧起身进出,非得面对面来完成这个交错。这一年每个人都在叛卖另外的人,最是不该打这样的照面。换了穗子,穗子死也不会跟对面的人紧密相错的;冬衣穿得人都很庞大,对方的棉袄前襟蹭着了穗子的下巴颏,那前襟上有芋干糊、玉米饼渣和吐出来的山芋酒。

大门的对面是梨花街。梨花街若没有梨花非常贫贱。要没有梨花,余老头也不会对走来的女叫花子突然痴迷。很可惜我已经忘掉了女叫花子的名字,那我就以穗子当年的水平叫她萍子吧。

萍子就从梨花街朝这儿走,鳔着污垢失去光泽的头发上沾了三两点梨花。余老头一大半时间作醉汉,一小半时间作诗人,但就是在看见女叫花萍子的时分,余老头的两个一半才合而为一。他原本是要错过穗子进大门的,偶然一扭头看见了梨花街上的萍子,就改了初衷转身又出门去。最开始穗子认定余老头不愿和她照面,因为穗子深信余老头一不当心陷害了穗子的父亲。余老头知道穗子眼下营养不良和他有关,所以在这六岁小姑娘面前心虚。不过后来穗子明白,她担心人们会心虚是无道理的。人们在加害于人时从不心虚,从不会难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