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圈焦土(第2/9页)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故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她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达格利什说：“所以她可能不是护理他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否则他会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当然，也许他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清，因此之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或者不对她负责病房的工作心存感激。他分不清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按照他的病历，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昏迷要么是神志不清，即便他没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便，他的证词也是可疑的。至少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很明显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她没有对医院的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佩尔斯护士？”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格太太主要关心的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索要保险。”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镑，已经濒临破产了。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格太太原来没打算要找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得到了想要的，有50英镑。”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仁慈，要么是他认为这条信息值这么多钱。他立刻付了吗？”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1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普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这个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邮差送来了50英镑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表示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满足了。”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也对不上。”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那一块时，却找到了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和德廷格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工夫，一想到这点我就气愤。”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藏书。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佩尔斯小姐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图书馆的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会询问伦敦其他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是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约瑟芬·法伦的名字，并使用法伦的读者证和蓝色的借书证。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还了，不过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发现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登记，随后将它放在一边，以便归还给它原来所在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来的人并不是都来还书或是到柜台前办事的。把一本书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他书混在一起，这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那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值班，由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把书往推车上装。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了一把，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将近16点30分，但它可能在之前任何时候被放回了那里。”

“留下任何指纹了吗，先生？”

“没留下有用的指纹，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要小心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深蓝布面的厚书，书脊上压印着一个图书馆的序号。马斯特森接过书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翻开。这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详细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名成员。书里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有两张涉及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大夫，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格利什说：“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格，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轻步兵团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西德某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审判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担任庭长，手下四个军官，德廷格就是其中的一员。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的。正如我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和贯彻一个计划，以及代表当时的德国，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自愿地、违法地执行、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31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马斯特森毫不惊讶于达格利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述起诉书。这种记忆力和准确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基本能力。达格利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露一手本事，手下就很难打断他。他一声不吭。马斯特森注意到警司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那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捡来做镇纸的。这天早上它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31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但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发誓对发生的事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告知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被送到了这里。那天夜里，他们被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就都死了，被埋了。就是因为这桩罪行，而不是因为杀了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为首的是马克斯·克雷恩大夫，另外的人中，有年轻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未受过训练的18岁年轻女护士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为首的大夫和男护士长被判定有罪。大夫被判处死刑，男护士长被判处23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念出来。”

马斯特森感到很吃惊，一声不吭地拿起书，翻到140页。他开始念，声音很高，有点不自然。

“本法庭并非就参与杀害德国人一事对被告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进行审判。我方现已知晓于施泰因霍夫医院发生的事件，也了解那是按照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人宣称的德国法律而执行的。按照从最高权威下达的命令，从1944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精神病人被完全合法地处死。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可以判断这个行动出于自愿。问题不是施泰因霍夫的工作人员是否认为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它是仁慈的，而是他们是否认为它是合法的。刚才已有人证明了有此法律存在。如果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牵涉进了这些人的死亡事件中，她的行动也合乎这项法律。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精神病人的事。从1944年7月起，这项法律的范围扩展到了患不可治愈的结核病的外籍工人。也许会有人争论说，被告看到德国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他们的不幸，会对这种杀戮的合法性毫不怀疑，但那不是我的论点。我们没有站在适当的立场来判断被告的想法。她不曾牵连进本庭所关注的该项杀人事件中。这批俄国人和波兰人于1944年9月3日晚上18点30分到达施泰因霍夫。当天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正休假归来。法庭已获悉她于19点30分走进护士房间，换上制服。她21点开始上班。在走进医院后，到达E区的护士值班室前，她只和另外两个护士说过话，那就是证人维林和罗赫德。这两名女性已经证实她们不曾将这批人的到达告知格罗贝尔。于是格罗贝尔走进值班室。她一路回来，舟车劳顿，因此又疲倦又不舒服，正犹豫是否要请假休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克雷恩大夫和她通电话。关于这次通话，本法庭已经听过了证人的证词。克雷恩要她到药房去看看库存还有多少伊维派和苯酚。你们已经听说过伊维派是怎样用纸盒运送的，每盒25支注射剂，每支注射剂由一粒伊维派粉剂胶囊和一管无菌水组成。伊维派和苯酚与其他的危险药品都存放在护士值班室里。格罗贝尔查过数量后，向克雷恩报告说总共有两盒伊维派和大约150毫升的液态苯酚。克雷恩当即命令把所有可获得的伊维派和苯酚准备好，说男护士长斯特尔奥布会来拿。他还命令她交给斯特尔奥布12支10毫升的注射器和一些大号针头。克雷恩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说明准备这些药物的目的，你们也已经听到被告斯特尔奥布说他也没有向她说明。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值班室，直到当晚21点20分她才被带回住处。法庭已经知晓罗赫德护士上班迟到了，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剧烈呕吐。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也不曾于9月4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被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