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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佩尔斯护士死后的第16天,星期三,天已经很晚了,在南丁格尔大楼二楼的学生起居室内,达克尔斯护士正在给她母亲写信。她每周三写一次,每次总是准时写完,赶上星期三傍晚的那一趟邮轮。但是这一次她却打不起精神,定不下心来写这封信。她已经向脚边的废纸篓里扔了两个纸团,现在她又开始重写。

她坐在窗边双胞胎姐妹之一的书桌前,厚厚的窗帘正扫在她的左胳膊上,将阴湿的黑暗挡在窗外。她的前臂弯曲,护住了笔记本。在她对面,台灯灯光照在了玛德琳·戈达尔低着的头上。因为离得很近,达克尔斯护士能清楚地看见她头发缝间干净的白色头皮,能闻见洗发液里几乎难以觉察的消毒剂气味。戈达尔面前放着两本打开的课本,她正在做笔记。达克尔斯护士怀着一种怨恨的嫉妒心想,她总是那么聚精会神,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分神。令人钦佩、无忧无虑的戈达尔有信心将约翰·卡朋达期末考试最优成绩的金奖牌拿到手,最终将它别在她毫无瑕疵的围裙上。

达克尔斯护士被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强烈敌意吓了一跳,她相信这种敌意一定已传达到了戈达尔身上,惊慌地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低着的脑袋上收回,打量着房间四周。她在这所学校学习快三年了,对这个房间再熟悉不过,但她很少注意它在建筑和装修上的细节。今晚,她却以一种格外客观的眼光看待它,仿佛这房间与她,还有她的生活毫不相干。房间太大,谈不上舒适宜人,装修似乎使它有了一些奇特之处,年深月久,这些奇怪的东西便与房间融为一体了。它曾经必定是一间华丽的客厅,但是墙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贴壁纸,现在只刷了油漆,已经破败不堪,据说要等有钱的时候再重新装修。装饰华丽的壁炉上面有大理石的雕刻,周围镶有一圈橡木,现在里面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煤气炉,样子古怪而丑陋,但效果很好。它咝咝作响,散发出的巨大热气甚至能送达房间的每一个黑暗角落。精致的红木桌靠在远处墙边,桌上胡乱放着一堆杂志,这张桌子好像就是约翰·卡朋达本人遗留下来的。但它已经被刮擦得失去了光泽,上面不断落下灰尘,却很少擦拭,桌面上一圈圈的花纹已是伤痕累累。在壁炉的左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台现代的大电视机,这是医院好友团赠送的礼物。它的正对面是一张蒙着印花装饰布的巨大沙发,弹簧已经塌陷了,旁边还有一把扶手椅。其他的坐椅和医院门诊部的一样,但是现在由于太旧、太破败,连病人都不想去坐。发白的木扶手污秽不堪,彩色的乙烯塑料座板也已经变形,向下凹陷了,壁炉里的热气使它们发出难闻的气味。有一张椅子是空的,那张红色座板的椅子是佩尔斯护士以前总喜欢坐的。由于瞧不上其他人挤在沙发中的那股亲热劲儿,她宁愿坐在这张椅子上,与围在电视机前的那一群人稍稍分开,做出一副极不感兴趣的样子看着电视,仿佛她随时可以不看似的,这对她是一种乐趣。她偶尔也会将视线移向膝上的书本,好像看电视这种愚蠢的娱乐让她不堪忍受一般。达克尔斯护士心想,佩尔斯护士总是有一点不受欢迎,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没有那个身材笔直、总是爱吹毛求疵的人在场,这间起居室的气氛就会更加放松一些、愉快一些。但是现在只剩下一把空着的椅子,凹陷的座板使它看起来更糟糕。达克尔斯护士但愿自己有勇气走过去,将这把椅子转过来,与那些围在电视机前的椅子摆在一起,然后若无其事地在那块下陷了的座板上坐下来,将那个让人压抑的阴影永远驱走。她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也有同感,又不能去问她们。你看那对双胞胎姐妹,在沙发的角落里挤成一团,正在看着陈旧的警匪片,难道她们就真的像她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深深地被电视吸引了吗?她们俩都在织厚厚的毛衣,这是她们冬天要穿的。她们的手指不停地织着,眼睛却盯着屏幕。还有法伦护士,她正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中,一条套着裤子的腿正漫不经心地搁在扶手上晃动。这是她休病假后第一天回到学校,她的脸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也变尖了。她的心思就真的放在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主角身上吗?她呆呆地看着那个可笑的家伙,他戴着一顶高高的、镶着宽缎带的软毡帽,肩上垫着厚厚的衬垫,沙哑的声音时不时地伴着枪声响彻整个房间。又或者她对那张空着的红椅子、那下陷的座板,以及那被佩尔斯护士的手磨圆了的扶手也有一种病态的感受?

达克尔斯护士不禁打了个寒战。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9点30分。屋外风声正起,今夜将狂风大作。从电视机难得有的安静间隙中,她能听见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和叹息声,能想象出树叶最后轻轻落在草地上和小径上的景象,这些会使得南丁格尔大楼陷入一片寂静和落寞之中,愈发显得孤寂。她强迫自己又拿起笔,真的必须写了!不久就是学生们就寝的时间了,她们一个个道过晚安后会离开,只留下她一个人勇敢地面对灯光昏暗的楼梯和远处黑暗的走廊。当然,约瑟芬·法伦还会留在这儿,她不看完所有的夜间电视节目是不会去睡觉的。看完电视后,她会独自一人上楼去准备她夜间喝的热威士忌兑柠檬水。人人都知道法伦这个不变的习惯。可是达克尔斯护士觉得不能独自面对法伦。从起居室到寝室的那一段可怕的路上,法伦是她最不愿意找的伴。

她又开始写信。

“妈妈,请不要为谋杀的事担心。”

她一看到纸上写的字,便知道这明明是不可能的,这让她受到打击。无论如何她得避免使用情绪化、血腥气的字眼。她又改写道:“妈妈,当你看到我下面写的事情时,请不要担心。真的没有必要。我十分安全和快乐,没有人真的相信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显然有一些人认为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要不然警察为什么会在这里?认为毒药进入牛奶是源于意外,或者认为佩尔斯——这个敬畏上帝、谨小慎微、基本上还有点迟钝的佩尔斯——会选择这种特别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想法都很可笑。她继续写:“当地刑事调查部的警察来过了,但是这几天他们不常来了。他们对我们学生很和善,我想他们没有怀疑任何人。可怜的佩尔斯没什么人缘,但是如果说这里有人要谋害她,那简直太荒谬了。”

那些警察真的待人和善吗?她不知道。他们当然行事规矩,非常有礼貌。他们说了许多安慰人的套话,强调与他们合作的重要性,说什么为了破解这起可怕的悲剧案子,一定要随时随地告诉他们实情,无论看到了多么细小、多么不重要的事情都不要隐瞒。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提高嗓门,没有一个人具有攻击性或恐吓性。可是他们全都让人害怕。他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出现,那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形象就像是示范室那扇上了锁的门,总是叫人想起那起悲剧事件而感到害怕。达克尔斯护士已经发现贝利检查员是他们中最让人害怕的。他是一个大个子,通红的满月脸,说起话来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气势,拿出一副长辈般的态度对待你,这与他那像猪一样的冰冷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看了不免心惊胆寒。他不断地盘问。她仍然记得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必须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受得了那探究的盯视。

“我听说你是佩尔斯护士死后最为不安的人,也许她是你特别好的朋友?”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我甚至都谈不上了解她。”

“哦,这就奇怪了!你们当同学将近三年,这样在一起亲密地生活、工作,我认为你们全都应该相互十分了解。”

她极力解释:“某些方面是这样,我们知道彼此的习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人的方面。”

这个回答未免有点愚蠢。对于一个人的了解,除了作为人的方面,你还能知道什么?而且她说的也不是实话,她了解佩尔斯,非常了解。

“你们在一起相处得好吗?有没有发生过争吵或是类似的事情?有没有过不愉快?”

一个奇怪的字眼,“不愉快”。她好像又看见那个怪异的人形,痛苦地、踉跄地向前挣扎,手指在空中乱抓,那根细小的管子将她的嘴撑开,就像一个伤口。不,从来没有过不愉快。

“那么其他学生呢?她们也和佩尔斯护士相处得很好吗?就你所知,你们之间有没有相互厌恶?”

厌恶,这真是一个愚蠢的词。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她不知道,或许是好感?我们之间只有好感,她想,佩尔斯的好感。她回答道:“据我所知她没有什么仇敌。如果真的有人不喜欢她,也不会去杀她。”

“你们全都这样说。但的确有人杀了她,不是吗?除非这毒药不是针对她来的,她只是碰巧扮演了病人。你知道法伦护士那晚生病了吗?”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问到了那次可怕示范的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也问到了卫生间里的消毒剂。那个被擦去了指纹的空瓶很快就在大楼后的树丛中被警察找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那个一月的清晨隐身在黑暗中,从寝室或是卫生间的窗子把它扔出去。贝利也问了她从醒来后的那一刻起都做了些什么,以那种威吓的声音反复强调不得有所隐瞒、有所回避。

她不知道其他的学生是否也受到了惊吓。伯特双胞胎看来只是有点烦躁,表现得有点无可奈何。警察也只是偶尔传唤她们,她们服从的表示就是耸耸肩,不胜其烦地叫道:“哦,上帝,又来了!”戈达尔护士被传去询问时什么也没说,事后也什么都不说。法伦护士差不多也是什么都不说。听说她的情况稍好一些,能够见人时,贝利检查员便去病房找她谈了话。没有人知道那次谈话的情形,只是有人谣传说法伦承认罪案发生的那天清早回过南丁格尔大楼,但她拒绝说出这样做的原因。这倒像法伦的行事。此刻她已经回到了学校,但对佩尔斯的死只字不提。达克尔斯护士不知道她是否会提到它、什么时候提到它。她敏感地觉得每一个字眼里都潜藏着另一层含义,打起精神继续写信。

“那间示范室自从佩尔斯死后便再没有用过,但是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一个学生离开了学校,那就是戴安娜·哈泼。佩尔斯死了两天后她父亲便来带她走了。警察似乎也不在意她离开。我们都认为她这样做有点傻,因为就要毕业了。但是她父亲并不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护士,她正忙着准备结婚,所以我想她也不把做护士当回事。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打算离开。这里真的没有任何危险,所以,亲爱的妈妈,请别再为我担心,现在我跟你说说我们明天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