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国内绝不仅仅是文化界在开放,是整个国家在开放。

关于路线的讨论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林为民身在文坛,对于这些自然是有所了解的。

不过他这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对各种活动也从来都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基本不会跟外界那些纷纷扰扰沾边儿。

《燃烧》在国内的发表惹毛了某些亲西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林为民丝毫不感觉意外,令他意外的是,程早春和边署两人挨个找他谈话的这个现象。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家领导没有说,林为民也不会多问,静待结果就好了,他只希望有问题不要刮到他身上就好了。

趁着十一月还没来,林为民从什刹海小院又搬到了团结湖公寓。

这天晚上,他正收拾卫生,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是滕金贤。

“滕局,您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林为民问道。

“有大事找你,明天你到我们局里来一趟。”

话越少,事越大。

林为民和滕金贤关系不错,两人打电话,他连玩笑话都顾不上说,那这事肯定不小。

翌日上午,林为民请了个假,跑到了电影局。

“啥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啊,您这弄的跟天快塌了一样。”林为民道。

“不是大事肯定不能麻烦你跑一趟,实在是电话里不方便说。”

滕金贤跟他解释了一句,才说起了这回打电话叫林为民来的目的。

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最近跑到国内来了。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成名于60年代,但到了80年代人到中年,贝托鲁奇陷入了创作低潮期,在1982年到1986年之间,他的作品无论是在意大利本国还是在欧洲市场几乎没有任何水花。

于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便把目光投向了异国他乡,打算从不同文化的交融当中寻找新的灵感。